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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jīng)》“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詩經(jīng)》中的《周南》和《召南》，后人合稱之為“二南”，共收錄詩歌25首。下面一起來看下!
與《詩經(jīng)》中的其他風(fēng)詩相比，“二南”詩歌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二南”雖屬于地域性詩歌，其地位遠遠高出十五國風(fēng)中的其他諸侯國的詩歌，流傳的范圍也更加廣泛，受眾更多;“二南”中的一些樂歌廣泛地運用于射禮、飲酒禮、燕禮等各個方面，還作為周代的房中樂而存在，具有雅詩地位;“二南”在儒家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在于：它的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與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響有關(guān);它具有雅詩地位，是因為它們最早就是以雅樂而出現(xiàn)的，后代編詩者將它們放入風(fēng)詩之中，從而降低了它們原有的地位;“二南”被孔子所重視是由于詩歌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也反映出孔子對恢復(fù)周禮的渴望。
《詩經(jīng)》中的《周南》和《召南》，后人合稱之為“二南”，共收錄詩歌25首。它們被編在今本《詩經(jīng)》“十五國風(fēng)”的最前面。在先秦時期，它們作為房中樂而存在，在很多重大禮儀場合中作為雅樂演奏，在社會各個階層中流行十分廣泛，并在儒家的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這種特殊的待遇，“二南”倍受歷代研究者關(guān)注。那么“二南”的性質(zhì)是什么?與其他風(fēng)詩有什么樣的區(qū)別?是什么原因?qū)е滤哂羞@樣獨特的地位?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二南”的廣泛傳播
《詩經(jīng)》所收詩歌包括從西周至春秋中葉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為了制作禮樂的需要，這些詩歌是分批進入周人的禮樂文化系統(tǒng)之中的，其文本結(jié)集也非一次完成。在春秋時期，《詩經(jīng)》已經(jīng)在社會上得以廣泛流傳，其樂歌用于各種儀式上的演奏，其歌詞內(nèi)容也在朝、會、聘、問或其他外交場合中被大量賦頌、征引，以詩達意、言志。因此，在春秋時期，對《詩經(jīng)》的熟悉程度、理解的深淺、運用合理與否，有時甚至成為評價一個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和品行的重要標準。
但是，由于一些詩歌可能編入《詩經(jīng)》較晚或影響很小等原因，很少被引用，有些詩歌甚至從來沒有出現(xiàn)在先秦時期除《詩經(jīng)》以外的文獻之中。
《左傳》是先秦時代記載賦引《詩經(jīng)》最多、最為詳細的典籍，從《左傳》記載來看，《小雅》被賦引36首，占全部詩歌的48.6%;《大雅》被賦引18首，占全部詩歌的60%;“三頌”被賦引15首，占37.5%;“十五國風(fēng)”，被賦引37首，占全部詩歌的23%。從賦詩情況來看，被賦引的比例雅詩最高，風(fēng)詩最低。這既與它們在社會上的影響有關(guān)，也與當時的禮樂文化制度有關(guān)。
但各個部分被賦引的情況也不平衡，如“三頌”中的《魯頌》在《左傳》中沒有被賦引的記載，國風(fēng)中的《王風(fēng)》、《齊風(fēng)》、《魏風(fēng)》、《陳風(fēng)》、《檜風(fēng)》中的詩歌也沒有出現(xiàn)在《左傳》之中。
“二南”詩歌共25首，《左傳》提到其中的10首，占全部詩歌的40%。尤其是《召南》，共14首，其中的《羔羊》、《行露》、《摽有梅》、《草蟲》、《鵲巢》、《野有死麕》、《采蘩》、《采蘋》、《甘棠》等9首被賦引，占全部詩歌的64%，不僅是“十五國風(fēng)”中被賦引比例最高的，也是全部《詩經(jīng)》各部分在《左傳》中出現(xiàn)的頻率最高的。
這種現(xiàn)象不僅表明“二南”在當時禮樂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說明它傳播之廣、影響之大。造成這種大泛圍傳播的主要原因是它們與周公和召公的關(guān)系，同時也因為它們較早地被結(jié)集流傳。
歷史上對“南”字的解釋主要有以下六種觀點：南化說、南音或南樂說、南國說、詩體之名說、樂器名說、“南”者“任”也等。通觀各家觀點，以“南”為樂歌名最為近之，說得具體些，“南”即南樂，為周代的南國之樂，其主要地域在今天的江、漢和淮河流域。
周王朝初期，周公曾大舉東征，不僅平定東夷，也使淮河流域古老的部族勢力歸順于周王朝，所以周公對淮河流域的安定功莫大焉。召公與江漢流域的關(guān)系史無記載，然《召南·甘棠》詩有“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說”之語，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結(jié)合《詩·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之語，說明在周之初年，召公曾經(jīng)在江漢地區(qū)開疆拓土，并留下深遠的影響。“正因如此，在周宣王時期又命其后裔召伯虎為南國之方伯，坐鎮(zhèn)江漢地區(qū)，對于這段史實，《詩經(jīng)·大雅》中有《江漢》和《崧高》兩首詩有過反映。《江漢》詩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崧高》詩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zhí)其功。”
從史實來看，在西周時期，曾經(jīng)著力經(jīng)營過江、漢、淮河流域，并對這一區(qū)域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的是周公旦、召公奭和他的后代召伯虎。當江、漢和淮河流域的詩歌匯集至周王室之后，編詩者將這一區(qū)域的詩歌分別編入《周南》與《召南》之中，名之為周、召者，既是對周公、召公的追憶，也是對二公安定、教化南國之功的褒揚。
因為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響，也因為“二南”與《豳風(fēng)》一樣較早地被結(jié)集且進入周王朝禮樂系統(tǒng)，所以它們的地位遠遠高出十五國風(fēng)中的其他諸侯國的詩歌，流傳的范圍也因此更加廣泛，受眾也更多。
二、“二南”的雅樂地位
周代在建國之后，十分注重禮樂制度的建設(shè)，成王“興正禮樂，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康王時又“定樂歌”。經(jīng)過成康兩朝，周代的禮樂制度已初成規(guī)模，其后又經(jīng)過不斷地豐富與發(fā)展，終于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制度。
《詩經(jīng)》“風(fēng)”、“雅”、“頌”不僅有不同的內(nèi)容、不同的音樂和舞蹈，更重要的是它們用于不同的儀式，有不同的職能。從其禮樂功用來說，雅、頌在禮樂文化中有更重要的職能，也更能顯示森嚴的等級制度。《詩經(jīng)》中絕大部分“風(fēng)”詩都沒有上升到周王朝的雅樂層面，而“二南”卻享受著雅樂的地位，在很多正式的禮儀場合中“二南”之樂都以雅樂身份出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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