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第一課胡正先事跡材料

時間：2024-03-19 10:42:33 材料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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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第一課胡正先事跡材料

　　事跡材料是指黨政軍機關為了弘揚正氣，表彰先進，推動工作，對本單位具有突出事跡的集體和個人整理出的文字宣傳材料，屬于事務公文。先進事跡材料寫作屬于應用寫作范疇。小編整理了相關的作文范文，歡迎欣賞與借鑒。

開學第一課胡正先事跡材料

　　開學第一課胡正先事跡材料【篇一】

　　97歲的胡正先，新制的八路軍服上，掛滿了勛章，雖然滿頭白發，但卻顯得精神矍鑠。曾任總參三部副部長的胡老，口齒依然清晰。

　　說起抗戰，胡正先更有著非比尋常的經歷，他在延安的軍委三局，保障黨中央、中央軍委對全軍和全國各地的通信聯絡和情報搜集，直到抗戰勝利。“用現在影視作品的說法，老爺子就是名符其實的‘聽風者’”，胡正先的`家人告訴記者。

　　黨中央的“千里眼”

　　胡正先出生在安徽六安，12歲就參加了紅軍，“當時我還是一個放牛娃，一個字都不識，懵懵懂懂就穿上了軍裝。”因為好學，他后來被送到紅四方面軍總部學習無線電。1938年4月他來到延安，在中央軍委三局工作。

　　中央軍委三局的前身是中革軍委通信聯絡局，始建于江西瑞金，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后改稱中央軍委三局，其主要任務是，保障黨中央、中央軍委對全軍和全國各地的通信聯絡和情報搜集。抗戰期間，中央軍委三局組建和新建了抗日根據地的各級通信部門與通信分隊;建成了以延安為中心、輻射全國各地部隊的無線電通信網。

　　“當時我們在延安城西北棗園鄉裴莊村，距離毛主席長期所駐的楊家嶺僅十余里。”中央軍委三局在延安起步時條件非常艱苦，只有幾臺用水煤氣、煤作燃料的發電機，但承擔的任務卻非常重要。“毛澤東稱我們是科學的‘千里眼和順風耳’”。

　　胡正先的戰友左伊介紹，“我們整理出來情報給毛主席看，從空中‘偷’敵人的情報，然后譯出來。我們不能離毛主席太近，也不能離毛主席太遠。我們有一部分人去監聽電臺，一部分人負責譯電碼，一層層解密。”他們“偷”到的情報，包括希特勒進攻蘇聯、皖南事變等。

　　傳達日軍投降消息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對日宣戰，美軍要派B25轟炸機轟炸華北、東北日軍軍事基地以及日本本土，因此迫切需要解放區提供氣象資料。

　　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與軍委三局談判，達成的協議是：我軍提供有經驗的報務員，由美軍培訓氣象知識。培訓后每日兩次向美軍及軍委三局提供氣象情報。條件是，美軍提供20噸通信器材給軍委三局。

　　抗戰時期，在延安電臺最多的一是新華社，還有就是軍委三局。新華社需要收聽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等的廣播新聞，重要的信息一般都由軍委三局通知各解放區。

　　1945年8月8日凌晨2時，新華社收聽到路透社播發的新聞：“Russian Declared War On Japan”(蘇聯對日宣戰)，7天后，新華社電臺收聽到美聯社急促的播出：“Japan Surrender!”(日本投降)。

　　“黨中央立即命令三局電臺，通知各解放區：‘接受日偽軍投降，擴大根據地’。各根據地的八路軍、游擊隊，以及廣大群眾，接到命令，立即把敵人的炮樓包圍起來，接受日偽軍投降。事后各解放區紛紛致電中央，稱贊命令及時”，胡正先回憶道。

　　盡管已經是97歲高齡，但胡正先依然活躍在講臺前，給現在的90后大學生講述抗戰的故事。2014年9月起，中央宣傳部會同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等部門聯合組建紀念抗戰勝利宣講團深入高校和社區，胡正先是最受歡迎的演講者之一。

　　“抗日戰爭時，我身邊的戰友沒有一個人當逃兵，大家不怕困難和犧牲，一次次投入戰斗。這種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對我的影響深入骨髓。”每當講到這里，胡正先都會哽咽。“如今我們部隊條件好了、經費充裕了，但是人民軍隊的革命本色不要丟，要不斷發揚光大，一代一代傳下去。只有祖國強大了，只有國防強大了，才會不讓歷史重演。”胡正先說。

　　開學第一課胡正先事跡材料【篇二】

　　從小跟著部隊十幾歲開始學習無線電技術

　　我老家是安徽六安縣石板沖，那個時候我生活在白區，幫人放牛。當時有一位黨的地下工作者找到我，讓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那時我只有12歲，一個放牛娃，也不識字，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共青團，只是聽著好，就入了團。那時候我的任務就是給組織送信，黨的地下組織開會的時候我放哨等，做一些外圍的事情。

　　我剛參軍的時候，是在地方上的特務連。特務連的工作主要是籌款、找武器、搜集信息，所以經常在白區活動。我那個時候年齡太小，無法單獨活動，到白區太危險，就把我調回了獨山縣保衛局看守連，負責看守犯人。后來因為要轉移，把保衛局改編到野戰部隊，還是因為年齡太小，野戰部隊不要我們這些小娃娃，就動員我們都回家。我當時堅持不回，就跟著部隊走，部隊走到哪，我就跟到哪，你不要我，我也跟著走。當時有一部分小娃娃回家了，但是大部分都沒有回家，一直跟著部隊。

　　后來，部隊改編，我在紅九軍指揮部呆了有大概一年。在打到云山這個地方，政治部的共青團書記找我談話，問我讀沒讀過書，識不識字，我說不怎么識字。于是他拿了張紙給我，讓我把認識的字都寫到紙上。我磕磕巴巴的寫了不到400字，說就這些了。他說還可以，就把我送到紅四方面軍總部，去學無線電。

　　我們1934年4月份開始學無線電，學了差不多有七八個月。訓練班上的老師就只有一個教員，是高中生，他懂無線電，但是沒實際操作過。比如說，他知道無線電是用點符號組成的，如何通報也懂，但是好多簡語他就不懂了。所以我們以后到了電臺不能工作。

　　后來，快畢業的時候，電臺要通訊員，我就過去了。電臺臺長聽說我是專門學無線電的畢業生，就讓我上機器見習去。敵人叫個符號，我能聽懂，敵人一發“簡語”，我就不懂了。電臺臺長說，你們怎么搞的，電報都沒學過。我說電報學過了，但是不懂簡語，這些都沒教。所以，我那會就沒有做電臺的工作，在電臺當了通訊員。

　　后來在四川天全這個地方，總部又辦無線電培訓班。臺長就把我又送到無線電培訓班上去了，我就只好又開始學習無線電技術。這個時候教員是內行，是從國xx那邊俘虜過來的。這一期十七八個學生畢業了，畢業考試的時候，我的電碼收報考試不及格，所以別的學生都畢業走了，我沒有走了，跟著第二批學習班繼續學習。就這樣一直學到1936年10月，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

　　西路軍浴血河西走廊傷病員遍野

　　會師以后，當時中央考慮到，陜北這個地方很小，解決不了吃的，沒有人員補給，沒有裝備，好多問題解決不了，不適合做根據地，再加上國xx調了幾十萬大軍圍攻，所以中央考慮分出一部分部隊執行“寧夏計劃”，從寧夏經過“內蒙”到“外蒙”，從“外蒙”與蘇聯取得聯系，以便獲取蘇聯方面的戰略物資。

　　所以，當時就讓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軍，中央紅軍的第五軍團，馬上西渡黃河。但是當后續部隊準備過河的時候，被國xx給堵了。我們過了河之后只有兩萬多人，于是繼續西行。沒想到一過黃河，就與西北軍閥馬步青的一個師碰了頭。當時我們將馬家軍圍在一個土圍子里，為免事端，我們跟他們說，我們就是借路，不消滅他們，我們就用“過路”這個說法一直用到了涼州城(今武威)，基本沒有怎么打仗。

　　但是過了涼州之后，西安事變爆發。中央當時考慮，讓西路軍在永昌這個地方先不要走，停下來。所以我們就留在永昌和涼州之間開辟新的根據地。西路軍的留下，讓馬步青感到了威脅。此后40余天雙方磨擦不斷，青海的`馬步芳也調集部隊一起圍攻西路軍。打了40多天的仗，打得很辛苦，那時候的河西走廊已經是寒冬，西路軍缺衣少食，人困馬乏，傷病又多，西路軍損失超過6000人。后來，等到西安事變解決以后，中央又來電說繼續往西走，不要到寧夏去了，順著甘肅這條路到新疆去，從新疆接通國際關系。那時候，同蘇聯已經聯絡通了，要給一批武器。所以讓西路軍到新疆去。

　　離高臺不遠的地方，有個倪家營子，倪家營子是甘肅到新疆公路邊一處大沙洲，由四十多個圍子組成，四周都是沙漠。五軍住在高臺,三十軍、九軍、總部都住在倪家營子。我們部隊就在這里面待下了。在這個地方，爆發了高臺戰役。我們在這停了40多天，天天跟馬步芳、馬步青打仗。人家是騎兵，有后援，資源充足，我們卻沒有吃的，連水都喝不上，天氣又很冷，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子彈。當時按照配備，三十軍每支槍是25發子彈，九軍每支槍是20發子彈，五軍每支槍是5發子彈，而且沒有重武器，只有步槍。一過了黃河，就一直打，沒停，所以子彈都基本上打完了。敵人來了以后，我們都拿起戰刀跟敵人拼。還有把敵人的耳朵、鼻子都咬掉的，也不松口。在倪家營子，我們最后守不住了，這個時候，傳來消息說中央派了援西軍來支援我們，叫我們邊打邊往東返。于是我們就從倪家營子出發，大概往回走了1天，打了個勝仗，消滅了馬家軍1000多人。

　　這個時候西路軍有的人腦子有點“熱”，說我們能夠繼續前進，不用等援軍，所以我們又返回了倪家營子等待援軍，但是最終也沒能盼到援西軍。總部只得下令撤離，往條件更加惡劣的祁連山而去。撤離當晚，敵人把我們圍住了。突圍時候，戰斗異常激烈，傷病員躺得滿地都是。天又冷，我們醫護人員就在病員周圍燒了一些草來取暖，但也不頂用。后來有的傷病員就說，“你們快走，不用管我們了，我們是不能走的人，你們在這等著也走不了。”傷病員都勸我們趕快離開，我們做了最后告別，大家都流著眼淚。但是沒辦法，帶不了他們，只得把他們留在原地，后來，“馬家軍”將這些受傷將士悉數殺害。

　　兵敗祁連山悲壯西路軍

　　我們步行走了1天1夜，走到靠近祁連山的梨園口，敵人當時也到了這里，結果又戰斗。我們九軍2個團都被敵人打敗了，以后三十軍又傷了2個團，雖然人員不多，但損失也不小。到了天黑我們到了康龍寺，敵人也追到康龍寺，我們就上了康龍寺的山，山并不大，也不陡，但因為是晚上，敵人也不敢沖，我們也準備了所有的力量來“迎接”他們，準備應戰。

　　這個山上有個石窩子，西路軍的首長在這個地方召開了干部會議，商量怎么辦。我們現在剩下三四千人，如果我們綁到一起，會生活困難，吃的也沒有，又這么冷，又沒有子彈。所以商量的結果是分散。叫徐向前、陳昌浩離開部隊，因為他們跟著部隊的話目標會比較大。

　　然后我們分成3個支隊，一個左支隊，一個右支隊，一個中支隊。每個支隊大概800-1000人，左支隊往西，右支隊往東南，中支隊就地打游擊，當時這3個支隊就分散活動了。中支隊里，都是老的、小的、婦女，就是這些人組成的支隊，有1000多人，也有幾支槍，一支槍一顆子彈。敵人來了就是掩護其他支隊好離開。中支隊后來叫敵人給沖散了，右支隊也給沖散了。

　　敵人知道有個左支隊，但一直沒找到我們，我們在祁連山里面走，敵人不知道我們走到什么地方。我們一邊走，一邊防。那個時候我們還有一部電臺，專門收集這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到敵人部隊派人到什么地方了，我們在什么地方，這一點我們搞的很清楚。我們在祁連山里面走了40多天，山里面沒有人煙，都是雪山，我們40多天沒有吃過一口糧食。這個地方天氣惡劣，海拔都是4000米左右，冰天雪地的，我們很多人穿的都是單衣，這在40多天里面，我們也有不少減員，都走不動了。

　　我們在這里的確是比較困難，有的同志也不想走，想脫隊到延安。那個時候太苦了，就連我當時的思想都是只要能夠吃一頓飽飯，睡一夜好覺，死了也可以。病號不能走了怎么辦，也不能抬，自己都餓的走不動了，就只好在那里就地安置了。雖然人走不動了，但是還沒有死，沒有死怎么辦呢，我們就把剝的羊皮的什么東西給他蓋上，他就躺在那里就休息，也可能以后他慢慢的好了，也可能就那么走了。

　　快出山的時候，到了一個叫石堡城的地方，我們遇到了一個當地的好人，給我們弄了點糧食，捐助了一點牛羊肉，我們在這里吃了一頓飯，然后就到了安西。當地群眾特別好，我們還沒到安西的時候，就有老百姓騎著毛驢來送信，說安西城里有敵人一個團，還有騎兵，不讓我們打。但我們也搞不清這個消息的準確性，我們自己了解的是一個排，怎么會是一個團呢?后來我們就打了，一打，結果發現敵人是一個團。安西我們沒有打下來，還受了一些損失，后來部隊就馬上撤下來了，就住在了安西的西邊。我們一住下，敵人就把我們給堵住了。我們打開門突圍，到了白屯子，剛準備在這休息，敵人的騎兵就追到了，我們在這跟敵人一直戰斗到天黑，敵人就攻上來了，我們抵擋不住了，部隊就散了。

　　我們當時被打散的戰士，有的在南邊山上，有的在北邊山上，都在山里隱蔽起來。我們在的這個山是石頭山，溝里面的石窩窩還有雨水，我們三十多人那一天都喝上了水。而我們對面那個山都是沙丘沒有水，他們只好喝自己的尿，尿一點喝一點，最后都尿不出來了。

　　天黑以后，我們都下山了，但當時也害怕，結果對面山上的人把我們當敵人，我們也把對面的人當成了敵人，大家一驚又散了。散了以后，感覺不像是敵人，也沒開槍，以后慢慢就試著喊話，一通消息說都是自己人，這下集合到一起了。后來我們都三五成群的順著這個大路往新疆走。

　　到了星星峽(河西走廊入東疆的必經之處，素有新疆東大門“第一咽喉重鎮”之稱)，滕代遠他們在那等我們，這個地方有我們的黨代表，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集合，大概400人，算是回到了家了。

　　“甘肅的群眾非常好”

　　西路軍的這些傷員，有不少都被馬家軍殺了。但是也有些傷員被當地群眾收養了。我知道有一位同志，當時在戰場上頭上被砍了3刀，就昏過去了。到了晚上醒過來之后，發現頭上身上都是血，他一直爬爬到一個老百姓家里去，老百姓把他收留了。后來送到山上的洞里去，天天給送飯，給治病。老百姓家里的孩子知道以后，從外面買來了藥，給治療。這種情況不止一兩個，這個人調養好了之后，到了蘭州辦事處，我從新疆回來到蘭州辦事處遇到他，見他頭上三道縫，每道縫都能大到把指頭塞進去，命大。這種情況很多，我們好多當時被打散的傷病員都被老百姓收留了。

　　有一年我到青海去參加一個活動，當時青海甘肅就有好多被打散的人員去見我們。都是老百姓把他們掩藏下來，然后治好，在當地扎根。

　　甘肅的群眾非常好，那個時候，那么困難，他們還給我們找吃的。那時候甘肅很窮，想象不到，十七八歲的姑娘沒有褲子穿。我們當時住在一個老百姓家，問老百姓，怎么看不見你家姑娘出來玩?老百姓說，不瞞你們說，我們家就一條褲子，我們穿了，姑娘就沒的穿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老百姓掩護我們的人。

　　前幾年我又回去，碰到好多老百姓，他們說，當時甘肅窮啊，現在好了，現在我們的生活比當時好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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