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何說《詩經》“思無邪”

　　人們老是覺得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不好把握，其實，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為我們提出了很明確的文藝批評標準。

　　孔子編訂了《詩經》，并且對《詩經》里的詩歌作了一系列評論。據統計，《論語》里談到《詩經》的言論共有19條，其中對《詩經》305首詩作出總體評價的主要有兩條。一是《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無邪’。” 其次是《陽貨》篇：“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這樣一來，孔子實際上是通過編訂《詩經》和評論，提出了明確的文學批評標準。他的標準主要講的是思想性問題。孔子明確地說，“《詩經》中三百多首詩，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思想純正。”也就是說，像這樣的詩，這樣的文藝作品，都“無邪”，都屬于“正能量”。

　　孔子提出的文學標準應該說是既高屋建瓴又很具體明確的，如果你覺得“無邪”這抽象的概括不好把握，那么305首詩都明明白白擺在那兒，可以作為范例參照執行。而且從總體上來看，孔子提出的文學批評標準也是很開明進步的，直到今天都還很有參考價值。這應該說是孔子的一個巨大理論貢獻，是中國文藝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中國的事情也實在很奇怪，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確實太復雜。幾千年來，專家學者們卻對此爭論不已，以致有“世儒解釋終不了”之說。

　　那么，為什么“世儒解釋終不了”呢?表面上看來云里霧里，其實只不過是因為《詩經》里編選了大量的愛情詩和政治諷刺詩。其中的愛情詩就有：《鄭風》里的《溱洧》、《褰裳》、《野有蔓草》、《將仲子》、《子衿》、《風雨》，《邶風》里有《靜女》、《擊鼓》，《衛風》里有《木瓜》，《周南》里有《關雎》、《汝墳》，《召南》里有《摽有梅》，《衛風》里有《 淇奧》，《鄘風》里有《 柏舟》，《秦風》里有 《蒹葭》《衛風》里有《 伯兮》。最惱火的是《關雎》居然擺在《詩經》之首，而這些詩歌在正統者看來都是很淫蕩的。

　　其中政治諷刺詩，《大雅》里就有《板》、《蕩》、《瞻》及《召南》等“怨懟”之作。而《邶風·式微》《王風·揚之水》《召南·小星》《邶風·北門》《魏風·伐檀》《魏風·碩鼠》鄘風·相鼠》《曹風·候人》《曹風·鸤鳩》《鄘風·墻有茨》等等，都是揭露諷刺貴族統治的詩篇，有許多涉及宮廷淫亂和貴族“通奸”的丑事，這些詩在正統者來都是很敵對的。

　　那么問題來了。這些詩是不是也屬于孔子所說的“無邪”呢，“世儒”們的看法就很難一致了，因為這涉及意識形態問題。許多人想反對，但是又不能跟祖師爺唱反調，于是就采取兩個辦法。一是對《詩經》里這類詩按他們的正統觀念加以曲解注釋，注家們費了很多功夫，但是效果不佳。因為那些詩的文字都是明擺著的，在當時都是通俗易懂的群眾語言，你無論如何“解釋”和造謠都難于令人信服。怎么辦呢，于是有些“世儒”就對孔子評論“思無邪”的原意加以歪曲。因為“思無邪”只有三個字，讓他們有很大的臆想發揮空間，所以就吵吵鬧鬧，爭論不休。

　　首先是有“世儒”跳出來說，“思無邪”原是《詩經·魯頌·駉》中一句詩：“思無邪，思馬斯徂。”“思”在此篇本是無意的語音詞，孔子借用，作為“思想”解是篡改。楊伯峻《譯注》中也說，“思”是無意的語音詞，本來沒有意義，是孔子獨創性的將其借作“思想”解。清人俞樾在《曲園雜撰·說項》中也這樣說。這話也許有些道理，但是并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即便“思”有問題，可“無邪”二字的意思卻是很明確的。

　　于是又有人說“邪”通“余”。“無邪”就是“無余”，就是無窮無盡，無邊無際。這意思是說，《詩經》所收的詩是很寬泛的，詩中什么話都有的說，所以才有那么多愛情和諷刺，這實際上變相否定了這些詩“無邪。”但是這樣咬文嚼字鉆牛角尖，顯然站不住腳。甚至有人把“無邪”解釋為無關思想的“音樂純正”，那就更站不住腳了。

　　有的人不得不承認“思無邪”就是思想純正的意思，卻說孔子所說“思無邪”只限于《頌》和《大雅》。這明顯不符合孔子言論，孔子明明說的是“《詩》三百，一言一蔽之”，怎么只限于《頌》和《大雅》呢?這只能說是故意狡辯。

　　最狡猾的還是朱熹，他說孔子講“思無邪”不是對《詩經》里詩的內容的評價，而是告誡人們讀《詩經》的時候要“思無邪”。他的根據是，孔子的這段話是在《為政》里說的，這不就是教育領導干部讀《詩經》的時候不要胡思亂想嗎?朱熹這樣解釋是很巧妙地把《詩經》里的愛情詩和諷刺詩給否定了。他在《朱子語類》里說：“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諸》之詩，果無邪也?”你看，這就暴露了朱熹的解釋是別有用心。

　　這些曲解和狡辯都無法否定孔子提出的文藝批評思想標準，他對《詩經》包括愛情和諷刺在內的所有詩歌，都是肯定的。

　　當然，歷史上也有不少人是持正確態度的。有人主張要把“思無邪”和孔子的整體思想掛鉤。比如劉寶楠就認為，孔子“思無邪”這句話指的就是詩要使人歸于正，那么，什么是“正”呢?孔子在這里并沒具體說明，但根據他的整個思想體系可以看出，“無邪”或“正”，就是符合儒家推崇的倫理道德和行為規范，即符合“仁”和“禮”的要求。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第四章第三節也說，正的標準，實質也是“仁”。但是這似乎太高大上了，如果用這種解釋來看待《詩經》里的那些愛情和諷刺詩，那就涉及到對“仁”、對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的認識問題，那樣就把問題搞得更復雜了。

　　其實，還是司馬遷比較實事求是，他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倒是對“思無邪”比較客觀的理解。他的講法是劃清了“通俗”與“低俗”的界限，也劃清了正當的諷刺批評與“亂”的政治界限，應該說比較符合孔子的本意。

　　也有人從純藝術思維來解釋“思無邪”，比如程伊川說：“思無邪者，誠也。”也就是說這些愛情和諷刺詩表現的都是真性情，強調的是人格情志的真實，順其自然，性情之正。乃至于當代學者李澤厚也贊同近代學者鄭浩的解釋：“夫子蓋言于《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托虛徐之意。”因此，李澤厚的翻譯便是：“《詩經》三百首，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不虛假。”(《論語今讀》)這樣解釋也不無道理。而且這種解釋也可以從新近發現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里得到印證，那里面就有“吾以《葛覃》得氏之志，民性固然……”和“《木瓜》得布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云云，可以深味于《詩經》所展示的民性民情。

　　綜合上述對“思無邪”正反兩方面的解釋和爭論，“世儒解釋終不了”的根源就可以明白了，那實際上對孔子提出的文藝批評思想標準，歷來就存在落后與進步、保守與開放的意識形態斗爭，這種斗爭實際上也是同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相關聯的。正因此，孔子以《詩經》為范本、本來很明確的文藝批評標準，才被人故意搞得復雜而模糊不清。這樣就正好給歷代統治者采取各取所需的文藝政策提供了方便。

　　當然，文藝批評的思想標準也確實屬于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也長期困擾著我們，至今還覺得不好把握。不過我覺得在理論上沒有完全厘清、具體標準不好確定之前，被時人大力推崇的孔子提出文藝批評標準的辦法倒是很值得借鑒的，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詩經》也確實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范本。我們的影視審查、書刊審查及至網絡小編如果遇到難處，不妨就拿《詩經》里305首詩作對照，這樣就可以很明確、很可靠地確定作品是否有違“低俗”和“底線”，確定哪些作品可以放行，哪些帖子可以不刪。這樣可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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