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的愛恨情仇

　　近段時間，系統地讀了些魯迅與胡適的文集，以及介紹兩位先生的傳記文章。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更深刻地感受到發生在“五四”時代兩位大知識分子之間，由合到分，由近而遠的兩種選擇，以及他們之間無比糾結的愛恨情仇。

　　(一)

　　從魯迅的日記中看，兩人交往于1918年，而真正來往于1923和1924年。這期間，兩人有著比較一致的思想觀點與共同主張。那就是：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特別是在反對舊文化、倡導新文化的方面，兩人亦步亦趨：或是胡適倡導觀念，魯迅相繼發表文章，予以呼應;或是兩人同時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對某一問題作深入的闡發。

　　魯迅倡導文學革命，注重新文學的創作實踐。他在《〈自選集〉自序》一文中表述說：“我做小說，是開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魯迅認為，文學革命實際上是對死的封建文學的革命，首先要有思想的革命，它需要膽識和勇氣。而胡適倡導文學革命，則注重從理論上突破，先后寫出了《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在否定舊文學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文學論述。

　　從《魯迅日記》中，也可以見證兩人在學術研究方面曾經的過從甚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前后，曾多次征求過胡適的意見。胡適在寫作《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一書時，也曾多次向魯迅請教。在胡適的作品中也有明確描述兩人友誼的片斷：兩人在討論學術問題時，從不拐彎抹角，多是正確的欣然表示認同，錯誤的直言相告，有疑問的也不茍同，互相商榷。

　　(二)

　　魯迅與胡適的矛盾，始于1925年。那時的魯迅，正由官場走向民間，而胡適，則由書齋走向議政之路。在魯迅的文章里，也有明確記載：先是清朝末代黃帝溥儀召見胡適，而后，則是胡適與段祺瑞政府和蔣介石集團互遞秋波。一個成了現政權的擁護者，一個成了現政權的批評者，兩種選擇，使兩人分道揚鑣，站在了對立面上。他們以各自為中心，分別團結了一批知識分子，使寂靜的知識界一時熱鬧起來。

　　魯迅與胡適的價值選擇中，所延伸的政治觀點和文化隱喻也十分鮮明。從兩人當時的作品中，不難看出其政見的分歧：魯迅以為中國的進化，有賴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國民性乃知識界的重任;胡適則以智慧和潛能，貢獻給權利階層，借現政權力量，推進社會的進步，正如胡適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他先后主持過《每周評論》《努力周報》和《獨立評論》三個政論性周刊，表明了胡適對政治的關心。

　　魯迅走向民間，其實是站在了勞苦大眾的立場發言，他對官場的冷視，并不亞于對世俗社會的憎惡。此后，好惡感分明的魯迅不再給胡適留面子，時不時地間接或公開批評胡適。矛盾公開，兩人的關系也日漸冷漠、乃至交惡。

　　(三)

　　魯迅與胡適政見分歧的時代，也是中國正處在中西方文化沖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時代。當時，西方文化通過軍事的征服與經濟的擴張在世界表現著獨有的優勢。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大攻勢，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些中國文化人自覺把文藝當作挽救中國政治危機的工具，并進而讓文藝承擔起挽救中國政治危機的重任。

　　兩人在“整理國故”的爭論是雙方分歧中最具沖突性的一次。“整理國故”的口號，當時是北京大學舊派學生提出來的。他們成立“國故社”，扯起 “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的旗幟，企圖以研究“國故”為名，行復古之實。針對“國故社”的倒行逆施，北大進步學生聯合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指出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精神”對國故加以“整理”，反對“國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國粹”。

　　胡適的觀點是：整理國故實在很有必要，應當用科學的方法去指導國故研究;研究學術史的人，應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誠實地說，胡適最初的基本精神上與“新潮社”是一致的，且某些地方尚有發揮。然而，由于胡適的“從政”，隨后的“整理國故”主張則偏離了最初的觀點。他鼓勵青年“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并給廣大青年大開“國學書目”，要求中學的國文課以四分之三的時間去讀古文，這客觀上對詆毀新文學的復古派起到了支持作用。接著，他又以進“研究室”求學為借口，反對學生運動，認為“吶喊救不了中國”，國家的紛爭、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學生的求學的熱心與興趣，從而走到了進步學生的對立面。

　　對此，魯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寫了《所謂國學》、《望勿“糾正”》、《就這么一個意思》等一系列文章，尖銳指出“整理國故”內容和方向轉化帶來的弊端，他鼓勵青年關心實事，參加現實斗爭，而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死讀書，讀死書，觀點和矛頭直指胡適，猶如匕首投槍。

　　(四)

　　讀魯迅與胡適，感慨在心中，滋味各不同。

　　先說魯迅。也許是從小學課本里就讀魯迅的緣故，心底一直很崇拜魯迅。我以為，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某種意義上的大文人，而是一個標志性的巨人。先生對舊中國的國情民情看得入木三分。國力的貧困落后，勞苦大眾的水深火熱，讓先生憤世嫉俗。他以筆作槍，從各個方面兜著底兒揭露社會的黑暗、罪惡，敢于和任何人開戰，撕破面皮，緊咬對手不放，不留一點拐彎余地，甚至有些偏激，完全是為了旗幟鮮明和誓不兩立。我想：正是因為先生身上背負了太多的社會重任，才使他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斗士，他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了社會的前進、進步和發展，真可謂置于死地而后生啊!

　　再說胡適。讀胡適，心里便安靜些許。我以為，無論從哪種角度來說，胡適仍不失為一位知識大家，也不能說他是一個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事實上，這位知識老人一生都在堅持自由主義，在求索的路上，始終沒有低下高貴的頭顱，他的獨立意志的表達方式，常常是利用現政權的縫隙，或者說是利用已有的社會機制，來推動社會的變革。遺憾的是，他最終卻沒有勇氣像魯迅那樣走向黑暗的深谷，與陳腐的權貴徹底決裂。不知這位知識老人想明白沒有：真理的實現常常伴以自我的喪失，社會的進步，是不能以美好的“純粹”來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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