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戲》原文刪除部分

　　《社戲》是現代文學家魯迅寫于1922年的短篇小說，發表于同年12月《小說月刊》第13卷12號，后收入小說集《吶喊》。下面為大家帶來了《社戲》原文刪除部分，歡迎大家參考閱讀！

　　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為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么來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面么？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于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冬冬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卻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喤喤的響著了，用了心，才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我們退到后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卻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腳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著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許多路，忽聽得我的朋友的聲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我很詫異的說，“怎么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只在冬冬喤喤的響，并沒有聽到你的話。”

　　后來我每一想到，便很以為奇怪，似乎這戲太不好，──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臺下不適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于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前幾年的冬冬喤喤之災，竟到第一舞臺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為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臺是遲的，而第一舞臺卻是新式構造，用不著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鐘才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那老旦嘴邊插著兩個點火的紙捻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連的母親，因為后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小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說道，“龔云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里也制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么事物，而況這身邊的胖紳士的吁吁的喘氣，這臺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加之以十二點，忽而使我省悟到在這里不適于生存了。我同時便機械的擰轉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擠，覺得背后便已滿滿的，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后無回路，自然擠而又擠，終于出了大門。街上除了專等看客的車輛之外，幾乎沒有什么行人了，大門口卻還有十幾個人昂著頭看戲目，別有一堆人站著并不看什么，我想：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后出來的女人們的，而叫天卻還沒有來……

　　然而夜氣很清爽，真所謂“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著這樣的好空氣，仿佛這是第一遭了。

　　這一夜，就是我對于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此后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于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于劇場，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遠遠的看起來，也自有他的風致。我當時覺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因為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很好的好戲，到北京以后的連進兩回戲園去，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來，竟將書名忘卻了。

　　至于我看那好戲的時候，卻實在已經是“遠哉遙遙”的了，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

　　創作背景

　　《社戲》寫于1922年10月。作品寫到在北京看戲的時候，說那是“倒數上去二十年中”的事。從作品發表時算起，倒數上去二十年，便是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當時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如剛剛經過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898年的戊戌變法，1900年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戰爭……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者正在“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加緊奴役和盤剝中國人民。魯迅于1902年懷著救國救民的思想，留學于日本，1909年至1911年年底先后任教于杭州、紹興。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主義的清王朝，于1912年1日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對此，魯迅非常興奮，熱情地歡迎和支持，并應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赴南京教育部任部員，后隨教育部遷北京。此后接連發生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他說“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終于使他認識到，經過辛亥革命，中國的社會現狀“招牌雖換，貨色照舊”，沒有什么改變。

　　十月革命給正在沉思，探索的魯迅以強烈的震動，使他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五四”愛國運動暴發，使魯迅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奮，于是用筆起來無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質，發出“救救孩子”和推翻封建“鐵屋子”的號召。他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以徹底的反封建的思想向敵人接連投去匕首和機槍，表現了鮮明的革命者的立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表了小說《社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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