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梢青·岳陽樓原文及賞析

　　原文：

　　袖劍飛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萬頃波光，岳陽樓上，一快披襟。

　　不須攜酒登臨。問有酒、何人共斟。變盡人間，君山一點，自古如今。

　　賞析：

　　戴復古一生潦倒，浪跡江湖，足跡所至，常有吟詠。他遠離官場，有相對自由的心靈和超脫的情懷，用不著蠅營狗茍，所以內心有更大空間容納祖國的奇山異水，又時刻不忘抗金復國大業。登臨之際，他的愛國豪情油然而生。這首登臨岳陽樓之作即是如此。

　　“袖劍飛吟”，據《唐才子傳》記載，呂洞賓嘗飲岳陽樓，醉后留詩曰：“朝游南浦暮蒼梧，袖里青蛇（指劍）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戴復古浪跡南北，兼有豪邁胸懷，與呂洞賓詩中所表現的氣質有相似之處。這里借用來抒發自己壯游洞庭的情懷，一開始就樹立了一個飄泊江湖的詞人形象，與那些淺斟低唱的形象大不相同。“洞庭青草，秋水深深”，青草，湖名，是洞庭湖的一部分。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稱，這里作者只用“深深”二字，極凝練地概括出了它的特征。詞篇至此，氣象也更為開闊。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單點明登樓時令，還以秋日多風和入秋百花凋零為下文“一快披襟”、“變盡人間”作鋪墊，同時又與作者的蒼涼胸懷相映襯。

　　“萬頃波光”仍寫洞庭：“秋水深深”言其深邃，此句表其廣袤，兩相配合，極見情致。“岳陽樓上，一快披襟”，塑造出一個獨立樓頭、任風吹開衣襟的超曠、灑脫，豪情滿懷的詞人兼愛國者形象。“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僅是因為有風，更重要的還由于深深秋水和萬頃波光的感染。總起來看，上片詞風豪中帶逸，作者登樓的快意在這里得到了有力發揮。

　　下片開始，詞人筆鋒陡轉，“快”意頓生波瀾：“不須攜酒登臨。問有酒、何人共斟”，不攜酒的原因是無人共斟，冷靜道來，中有無限孤寂感傷之情。

　　此過片處實乃轉折之處，縱覽全詞，上片寫美景游情，下片抒興廢之嘆，兩片情感有異。但這兩句轉折得很自然，達到了“發起別意”的目的，算得上“才高者”的杰作。“變盡人間，君山一點，自古如今”，揭破主題。戴復古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時收復北方領土已經無望，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風雨飄搖之中。所以詞人面對“自古如今”巋然不動的“一點”君山，難免要想起備受踐踏的“偌大”中國。可是當時的統治者流連光景、或茍且度日，有誰能共飲作者之酒呢？

　　由此可見上文的“不須攜酒”幾字包含著無限感慨，而這里的“變盡人間”實為振起全篇的關鍵：因為只有“人間”才是作者真正關切的地方，而正因為這個“變”字，作者也才由眼前美景聯想到國家命運，進而感物傷懷的。南宋詞人中有很多受到了辛棄疾的影響，戴復古在《望江南》詞中說：“歌辭體兒有稼軒風”，可見他也有意學稼軒。但他的學習不是模仿，他沒有稼軒參加抗金斗爭的真切體驗，但他長期身處下層，歷盡滄桑，抗金復國的要求因而特別強烈，這使得他在審美體驗上向稼軒靠攏，常常抒發今古茫茫的感慨，如本詞的“變盡人間，君山一點，自古如今”，但都是審美境界的自然展現，而不是生硬的模仿照搬。

　　創作背景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石屏樵隱，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出生在天臺道黃巖縣南塘屏山(明憲宗成化五年分黃巖南三鄉設立太平縣，即今之溫嶺市新河塘下)的一個窮書生之家。

　　他的父親戴敏才，自號東皋子，是一位“以詩自適，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樓鑰《戴式之詩集，序》)的硬骨頭詩人，一生寫了不少詩，但留下來的很少。曾寫過相當有名的《賦小園》詩，又有名句：“人行躑躅江邊路”為編《詩人玉眉》的魏慶之所賞識，在當時東南詩壇上頗有聲譽。他在臨終前還對親友說：“我已病入膏肓了，不久將辭世，可惜兒子太小，我的詩將要失去傳人。”可見他對詩真到了入迷的程度。

　　戴復古不但繼承乃父的詩迷，也繼承了乃父的風格，并予發揚光大，儼然成一派首領。更可貴者，他一如乃父，不肯作舉子業，寧愿布衣終身。他耿介正直，不吹拍逢迎，不出賣靈魂而求功名利祿，也與乃父一樣，終窮而不悔。在南宋那紙醉金迷的時代里，這確乎是難能可貴的。

　　戴復古的時代，正是“山河破碎風飄絮”，南宋小王朝偏安一隅，茍且求存的時代。如果說趙構在臨安立足之初，尚有南方各路勤王部隊，北方也到處有抗金義軍的烽火，但到第二代孝宗時，由于趙構的不抵抗主義，失望的失望，覆滅的覆滅，統治集團又腐敗無能，早已安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小朝廷生活了。戴復古就生于這第二代小王朝之時，碰上這樣的時代，辛棄疾、陸游等尚被閑置，何況一個無名后生，所以即使戴復古“負奇尚氣，慷慨不羈 ”(元·貢師泰《石屏集》序)，空懷一腔忠心報國的男兒熱血，又哪里有用武之地呢! 由于南宋的偏安，使臺州成為東南沿海的既接近京畿又較為安定的后方，這使偏遠、閉塞的經濟文化落后地區，得以迅速的繁榮。特別在文化上，從唐朝鄭虔啟蒙以來，到這時才有一大批著名文人學者如朱熹、唐仲友、趙汝愚、尤袤、岳珂等，來到臺州，并任要職，把臺州文化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朱熹等人又極為重視教育，到處辦書院，四出講學，因而科舉之風日盛，中舉之人空前增加。南宋153年間，臺州考中進士的有550人，狀元一人，所以明代著名的臺州人士謝鐸說：“其時，臺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榮者，何限!”(《石屏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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