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遺忘的初心演講稿
在很長一段兒時間，大家很熟悉你這張臉，但不知道你叫什么，那時候遇到這種情況，我會提醒他們，比如說走在街上，“他是那個誰誰誰?”，我說我叫張嘉譯，最后說煩了，我說我是胡軍，到了拍《蝸居》，大家才逐漸地熟悉我。很多人說我是大器晚成，我從來沒有承認過，因為我覺得我年輕的時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我認定它(經歷磨難)是我的一個過程，你沒有這個過程的酸甜苦辣和磨難，你真正得到結果的時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這個“大器晚成”。
大學四年挺難的，入學的時候，我是我們班比較差的學生，聲樂考試不及格、唱歌跑調、挑剩的最后一個學生是我。劉江老師說，算了，你跟著我吧。我一年就練了一首《楊白勞》，整整一年唱一首歌。那個時候十七歲，閱歷太少，對生活、對社會的理解太淺，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演任何東西都理解不了，只是在照貓畫虎，那是個很痛苦的學習過程。上學的時候，老師跟我說過一句話，“你的形象很受局限，可能畢業以后不會演主角，更多只是演配角，但是你要堅持”，我說“我知道”。畢業以后果然要想拍一部戲很難。可能在北京機會最多，大部分同學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試圖留過北京。因為性格比較要強，畢業的時候二十一歲，我不知道該去找哪個單位，怎么來說服他們讓我留在這個單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交流，我的父親就來北京帶著我去跑單位。我們只去過一家，當時還是通過關系認識了一位領導，我父親很低三下四，對方就有一些高傲的，或者很不禮貌的談話，我不愿意看到我的父親為我去給別人低頭，所以從那家單位出來以后，我就告訴他，不用為我跑工作了，畢業以后我回西安。那一刻我也知道，它不會影響我繼續我的職業，因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兒，不在于你從哪兒開始。
二十二歲的時候剛到西影廠，金音導演正在導的一部電影叫《殘酷的'夏日》，正好跟他的兒子很熟，就不斷地跟導演說，我來演吧，我來演吧。當中有很多打戲，我說我可以不用替身，水泥地我都可以摔。我對自己說，讓我像現在這樣能保持到四十五歲，我一定要演出來。其實那個時候是咬著后槽牙說的，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突然之間有一個身體上的原因—強直性脊柱炎。當時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疼的時候覺得可能恢復恢復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會伴隨你一生。那段時間不斷地拍戲，每天拍戲的時候，要比別人早起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拿熱水從頭開始沖，要把整個背沖開，因為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二十五歲時，當我有大把的時間去完成我的理想，可那時突然覺得隨時可能做不了這一行，有人說這個病以后會致殘，很多這種信息來的時候確實面臨很大壓力。我們一路走過來，你可能沒有想成為一個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這一切動力讓你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你最初的理想。
我在(拍攝)現場很張羅，什么閑事都愛管，對手的臺詞說得不對了，我也會提醒他，從小拍戲就倔。我記得拍《猴年耍猴人》時，原劇本是有問題的，導演提出這樣不行，當時張秋歌提出一個方案，我覺得他那個方案不對，我說為什么要這么演?那時候張秋歌三十歲，我二十二歲，說服不了，就打架，“不行，你就必須得這么演!”我說我就不演，我扭身就出門了，張秋歌出去指著我鼻子開始喊，“我白對你這么好了!我每天給你煮牛奶、洗衣服，你這會兒你個白眼狼!”我一揮胳膊說“兩回事兒!明天開始我可以給你洗衣服、做早飯，但是你要讓我今天這樣演這場戲，就是不行!”現在想一想可能是溝通方式的問題，但是你的初心是想做好它，你這么認真地對待它，是因為你喜愛這個職業，尊重這個職業。
在西安待了九年，所有適合我這個年齡演的戲，他們幾乎都來找我了，但是那個舞臺太小，你需要一個更大的舞臺，所以就到了北京。剛來北京那會兒也租房，租了一個時期后，我的一個大學同宿舍的同學，他買了一套房子，就蠱惑我也去買。我說我沒錢，他說沒關系，那個房子零首付，交兩萬塊錢拿鑰匙就住。確實是這樣，交了兩萬塊錢就給你鑰匙可以住了，但是它不是零首付，它是半年以后你再付首付。那會兒年輕什么都不管，口袋只有三萬塊錢交了兩萬就把鑰匙拿過來了，裝修還沒著落就拼命地找戲拍。當時我記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十七萬，到最后我還是沒湊起來，半年之后沒有如愿靠拍戲把錢掙出來，最后還是這位同學借了我一半錢付首付。
我也記得在我畢業的時候，老師跟我說了一句話，你們畢業以后可能面臨著失業，沒有戲拍，你要想想你當初為什么做這行，你的理想是什么。當時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我六十歲的時候能做一個表演藝術家，奔著這個理想一直前行，還在努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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