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宰相張九齡

　　張九齡是唐玄宗朝最后一任儒家宰相，最后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后一任能犯顏直諫的宰相。他的執政，是唐玄宗勵精圖治精神的最后表現;他的下臺，則是開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終結。

　　張九齡這個名字，在流傳后世的歷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難說是著名還是不著名。現代人了解他的角度僅在文學，在于他寫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等感傷詩句。除此之外，似乎對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實(筆者在這里著重用了“其實”二字，以強調轉折的語氣)，張九齡的人生經歷及其意義，遠非這么簡單。他是盛唐時代的一個關鍵人物，由于盛唐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時代，由此而推，他當是中國歷史的關鍵人物之一。

　　張九齡作為盛唐的關鍵人物，在于他有過幾年的宰相生涯。他這個宰相，不是有名無實或聊勝于無的政治陪客，而是一個實打實的真宰相，一個秉執中樞大權的宰相，一個能與唐玄宗坦誠對話的宰相。若沒有顯耀的相位，張九齡至多不過是個出色的文人，絕對無法影響盛唐的政治進程。

　　張九齡，又名博物，字子壽，曲江(今屬廣東)人。從相關的傳記來看，他在孩童時極為聰明，并鐘情于文學，七歲能寫出流暢的文章，十三歲時上書廣州刺史王方慶，刺史大人讀后，口中蹦出了這樣一句話：“此子必能致遠。”

　　好文學，是當時的社會風尚，這個風尚的流行，自然有傳統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則是能換取富貴官爵的科舉制度，其中最為體面的進士考，包含著大量的詩賦等文學內容。從小打下的扎實底子，加上出眾的天賦，使張九齡一舉金榜題名，年紀輕輕就成為被人們視為天之驕子的進士。時為太子的季隆基拔舉天下文藻之士，張九齡對策高第，被正式任命為向皇帝進言的諫官之一—右拾遺(一人仕途就做諫官，伏下了張九齡日后禍福雙重之機，唐玄宗起先欣賞他的敢諫，以此對他產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諫多了，卻開始煩他的諫，終因無法忍受他的諫，而產生了將他調出中樞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后，將當年他親自提拔的張九齡，任命為中書令(宰相之一，且時居宰相之首)。張九齡一步一個臺階，從右拾遺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這一步，前宰相張說起了很大的作用。

　　張說是幫助唐玄宗登臺的功臣之一，為相期間進行了從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過邊境戰爭，并寫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譽為“大手筆”，文韜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可遺憾的是，此人貪得很，為貪財，中過仇家姚崇臨終留下的遺計，為姚崇撰寫碑文;為收受錢財，他丟掉了相位，銀檔入獄。貪，使他貪小失大，毀了一世的英名(此足為有才者復欲成為有財者戒)。

　　張說看中張九齡，是看中他的文才，并預言他將是“后來詞人稱首”。兩人都姓張，由此認為同宗。根據(開元天寶遺事》的記載，好文學的唐玄宗，對張九齡的文學才干更是稱贊備至，對侍臣說：“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聯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史家分析說，張九齡之所以能人主中樞，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學才能與成就。

　　張九齡被拜為宰相及其結局，是唐玄宗在個人政治轉型之際的特殊產物。已取得“開元之治”輝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慣性的驅使下，需要一個有濃重儒家意識的仁人君子來主持政局，以體現德澤天下的浩蕩皇恩;需要一個有高度文學成就的文壇巨匠來粉飾朝廷，以體現歌舞升平的祥和氣象。二者合一，張九齡是最合適的人選。然而，這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長期的政治勞作之后，對政務事必躬親的做法已產生厭倦，想退進深宮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個帶有強烈法家色彩的人物來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來鎖定政治模式，便于他放松對政權的控制;需要一個擅長領導吏治的務實人物，來使大唐帝國的事務從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于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發現了李林甫。

　　出于奇恃的政治構思，唐玄宗在將張九齡推人中樞后不久，又醞釀提名李林甫為宰相候選人(宰相不是一個，是多個并存)。道不同不相為謀，對君主的提名，張九齡表示了反對。然反對無效，李林甫還是順順當當地進了中樞。繼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見長的涼州都督牛仙客為相。張九齡再一次反對，可有唐玄宗做后臺，李林甫又占了上風。整個斗爭過程是漫長的，也夾進了各種其他的事端，最后，出于唐玄宗政治轉型設計的完成，張九齡徹底敗給了李林甫，被貶出中樞。

　　從現象面言，張九齡與李林甫的沖突，當是標準的政治沖突。然而，依筆者之見，事情的性質決非這么單純。1993年，中央電視臺在無錫外景基地召開“中國國際唐文化學術研討會”，筆者提交的論文題目即為《張九齡與李林甫的文化沖突》。在此文中，筆者將張、李狹隘的政治沖突，置放到宏觀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條析出他們明為政治沖突，實是文化沖突，其表現狀態有三種：一是儒學與法學的沖突;二是文學與吏治的沖突;三是書生與官僚的沖突。(拙文收人《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李沖突的結果，其意義不在于一人一事的政治權益得失，而在于在盛唐日后的走向，影響到整個唐帝國的發展趨勢。張九齡的倒臺，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給當時的政治與學術帶來了一連串的“終結”。

　　張九齡是個典型的儒士，他最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與“孝”，以此作為社會的政治標準與道德標準。在他下臺后，政府的指導思想轉換為李林甫所傾向的法家理論，從而造成了儒家治國思想在朝廷的終結。

　　張九齡是個杰出的文士，他主張以文學為治國手段，重用熟悉傳統治國方略的文人。在他下臺后，李林甫在用人問題上全面貫徹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養不高但有豐富工作與社會經驗的純官僚，從而造成了文士主導政治局面的終結。

　　張九齡是個倔強的諫士，他以“忠”作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現的忠君行為不是盲忠，而是忠國家、忠社櫻，一貫明言上陳朝政的得失，犯顏直諫，而不顧君主的好惡。在他下臺后，李林甫以權謀對付上下，堵塞言路，從而造成了朝廷中開明政治風氣的終結。

　　英國學者崔瑞德在《劍橋中國隋唐史》中評論張九齡與李林甫同處中樞機構共事時說：“張九齡是一個有名的難以相處的人，拘泥、固執、礙事，并且對一些小的原則問題斤斤計較;他心胸狹窄，偏見很深。”言下之意，張、李關系的弄僵及破裂，張九齡的“難以相處”是個重要因素。其實(筆者在這里又要用“其實”了，“其實”二字是史家破謬揭實的重要轉折詞匯)，張九齡的待人之道，還是很寬和仁恕的，有著不少朋友。《舊唐書·張九齡傳》說他“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垂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承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始終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閱讀時忽視了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結論。

　　張九齡值得批評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種書生型的軟弱(他有時也表現出書生型的剛強)。這種軟弱輕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無招架之力，為保住現有的官爵，他忍氣吞聲地向對手發出了討饒。討饒是以他善于制作的感傷詩的形式出現的，名為《歸燕詩》：

　　海燕雖微沙，乘春亦暫來。

　　豈知泥滓淺，只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堂日幾回?

　　無心與物競，鷹準莫相猜。

　　他將自己比喻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將李林甫譽為高猛的鷹年，說絕無相爭之意，讓對方高抬貴手。張九齡此時的表現是可伶的，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貴的頭顱，損失了莊嚴的人格。從而難以想象，他為了大義，會去實現儒家殺身成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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