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槐花》的原文賞讀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大家總免不了要接觸或使用書文吧，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汪曾祺《槐花》原文賞讀，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汪曾祺《槐花》原文賞讀

　　玉淵潭洋槐花盛開，像下了一場大雪，白得耀眼。來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頓了。一個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里面打了兩道土堰，上面架起幾塊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鋪蓋。地上排著油瓶、醬油瓶、醋瓶。一個白鐵桶里已經有多半桶蜜。外面一個蜂窩煤爐子上坐著鍋。一個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鍋開了，她往鍋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會兒，面熟了，她把面撈在碗里，加了作料、撒上青蒜，在一個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著采蜜，進進出出，飛滿一天。

　　我跟養蜂人買過兩次蜜，繞玉淵潭散步回來，經過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門前的樹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煙，看他收蜜，刮蠟，跟他聊兩句，彼此都熟了。

　　這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體像是不太好，他做事總是那么從容不迫，慢條斯理的。樣子不像個農民，倒有點像一個農村小學校長。聽口音，是石家莊一帶的。他到過很多省。哪里有鮮花，就到哪里去。菜花開的地方，玫瑰花開的地方，蘋果花開的地方，棗花開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過冬，廣西，貴州。到了春暖，再往北翻。我問他是不是棗花蜜最好，他說是荊條花的蜜最好。這很出乎我的意外。荊條是個不起眼的東西，而且我從來沒有見過荊條開花，想不到荊條花蜜卻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收入應當不錯。他說比一般農民要好一些，但是也落不下多少：蜂具，路費;而且每年要賠幾十斤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它糖。

　　女人顯然是他的老婆。不過他們歲數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頭。而且，她是四川人，說四川話。我問他：你們是怎么認識的?他說：她是新繁縣人。那年他到新繁放蜂，認識了。她說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來了。

　　有那么簡單?也許她看中了他的脾氣好，喜歡這樣安靜平和的性格?也許她覺得這種放蜂生活，東南西北到處跑，好耍?這是一種農村式的浪漫主義。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灑脫，想咋個就咋個，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慮。他們結婚已經幾年了。丈夫對她好，她對丈夫也很體貼。她覺得她的選擇沒有錯，很滿意，不后悔。我問養蜂人：她回去過沒有?他說：回去過一次，一個人。他讓她帶了兩千塊錢，她買了好些禮物送人，風風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

　　一天，我沒有看見女人，問養蜂人，她到哪里去了。養蜂人說：到我那大兒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兒子的孩子。他有個大兒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車修配廠當工人。

　　她抱回來一個四歲多的男孩，帶著他在棚子里住了幾天。她帶他到甘家口商場買衣服，買鞋，買餅干，買冰糖葫蘆。男孩子在床上玩雞啄米，她靠著被窩用勾針給他勾一頂大紅的毛線帽子。她很愛這個孩子。這種愛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討丈夫的歡心，也不是為了和丈夫的兒子一家搞好關系。這是一顆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她奶奶，奶奶笑了。

　　過了幾天，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

　　過了兩天，我去玉淵潭散步，養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來，養蜂人的大兒子開來一輛卡車，把棚柱、木板、煤爐、鍋碗和蜂箱裝好，養蜂人兩口子坐上車，卡車開走了。

　　玉淵潭的槐花落了。

　　汪曾祺荷花課文原文

　　荷花

　　汪曾祺

　　我們家每年要種兩缸荷花，種荷花的藕不是我們常吃的那種藕，要瘦得多，節間也長，顏色黃褐，叫做“藕秧子”。在缸底鋪上一層馬糞，厚約半尺，然后把藕秧子盤在馬糞上，倒進半多缸河泥，曬幾天，到河泥坼裂，有縫，再倒兩擔水，與缸沿持平。過個把星期，缸里就有小荷葉嘴冒出來。再過幾天荷葉長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開了，露出嫩黃的小蓮蓬，很多很多的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象說：“我開了。”

　　荷花到晚上要收朵。輕輕地合成一個大骨朵。第二天一早，又放開。荷花收了朵，就該吃晚飯了。

　　下雨了。雨打在荷葉上啪啪地響。雨停了，荷葉面上的雨水水銀似的搖晃。一陣大風，荷葉傾側，雨水流瀉下來。

　　荷葉的葉面為什么不沾水呢？

　　荷葉枯了。

　　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滿了雪。

　　評價

　　實用主義，不講虛詞大概是汪老最大的特色。

　　這篇文章，是寫最多人寫過的荷花，全篇卻不見溢美之詞、駢文驪句，平白如話，就像閑敘家常一般，口語化、生活化，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充滿不經意，效果卻很好。

　　絢爛至極歸于平淡吧。

　　汪曾祺散文寫作特點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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