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汪曾祺作品看中華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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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汪曾祺是當代德高望重的小說家和散文家，其作品內(nèi)涵深厚，遣詞頗有韻味，因其體現(xiàn)了古典文學中的精華。他在創(chuàng)作時慣于將側(cè)重點放在追求人性自由方面，人文氣息濃厚。本文著眼于其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予以淺析。

　　2、 汪曾祺作品中人文精神的體現(xiàn)

　　2.1中華人文精神之――人性的和諧

　　汪曾祺的作品有著濃厚的古典韻味，遣詞造句方面是如此，思想內(nèi)涵上更是如此，故而，其作品對孟子“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所沿襲。故而汪曾祺的作品首當其沖體現(xiàn)出來的就是人性的和諧，他的作品表達了其對人性自由以及萬物和諧的追求以及向往。例如在《受戒》中，大多數(shù)和尚都將戒律清規(guī)當做耳旁風，仁山在荸薺庵里也從不忌諱，連袈裟都懶得穿，每年夏天，酷暑難耐時，仁海的妻子還要例行公事一般來寺廟里消遣一段時間，仁渡雖然沒有正妻，卻也有一個相好。他們雖是出家人，但也吃酒賭博，毫不遮掩。他們甚至將寺廟“轉(zhuǎn)了形狀”，將其發(fā)展為商賈們的聚會游樂，廝混的地方。讓人驚嘆的是，連聲名遠播，德高望重的積因寺方丈都有個妙齡小妾。作者這樣寫的意圖就是為了體現(xiàn)人性的和諧，認為七情六欲是人的正常欲求和本能，既要“仁”，就要“平等”，即要平等，和尚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出家人也是人，雖然生活的地點和方式不同，卻沒有什么很大的特殊，與其他俗人應當“殊途同歸”才好。雖然作者認為愛情是無可厚非的，即使是和尚。然而，其作品的背景往往是禁欲的年代。這樣更能體現(xiàn)反叛意識，對比鮮明，則更顯得了不得。盡管愛情并不是一個浪漫的純物，其中充滿物質(zhì)和交換(那個年代大多如此)，然而，他的精神仍舊是執(zhí)著的。例如在《大淖記事》一作中，保安隊的劉號搶占了巧云，然而，十一子并不因其不是完璧之身而戴著有色眼鏡看她，相反，他們兩情相悅，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在一起。他們的朋友也在很大程度上救濟了他們，在十一子遭到毒打之后，巧云以一個賢良并且堅忍不拔的女性形象當起了家里的頂梁柱，對其照顧有加。在《受戒》中，明海雖然是以和尚的身份出現(xiàn)，然而，他與小英子的如膠似漆大家都有目共睹，小英子也毫不忌諱地問他道“我當你老婆，你要是不要?”結(jié)果不用費疑猜，他當然是接受的。

　　2.2中華人文精神之――人和人之間關(guān)系的和諧

　　除人性方面的和諧，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和諧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作為讀者和筆者，本人不禁推想，在作者之前經(jīng)歷過的故鄉(xiāng)生活中，他一定也經(jīng)過不少各種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丑惡現(xiàn)象，甚至慣看社會中的“不公平”。然而，他堅信匆匆流逝的歲月能將人性的丑惡慢慢過濾洗刷干凈，留下一些積極向上的“精華”，除此之外，作者還樂觀地認為“小說者，莫過于回憶也”。他的文學主張和樂觀的心態(tài)讓其作品中多處體現(xiàn)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美好在其作品中，他認為人的言論、行為以及心智思想無一不是自由的，這與如今憲法中規(guī)定的“凡是國民，皆享有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權(quán)利等等“條款”步調(diào)一致，故而，汪曾祺的作品非常具有前瞻性和進步性�？傊�，汪曾祺強調(diào)的是“以人為本”，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是社會的必然趨勢，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個群居動物，不可能單獨存在，故而，人與人之間是無關(guān)功利和物質(zhì)等等的。雖然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極端和片面，然而，瑕不掩瑜，總歸是利大于弊的。例如在其《鑒賞家》一文中，葉三與季淘民二人毋庸置疑不在一個“檔次”，身份懸殊較大，一個是市井小民，而另一個是頗有名氣的畫家。季看到葉三窮得無米下鍋，將其墨寶慷慨相贈，望以此解卻葉三的生計之難，然而葉三卻備受感動，即使家徒四壁也不舍將友人的心意變賣掉。甚至再三叮囑兒子，一旦自己死了，要將畫與自己一并埋葬。從中我們可看到他們二人之間是何等親厚，無關(guān)功利，互敬互尊，令人動容。從中我們可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2.3中華人文精神之――人和自然的和諧

　　從汪曾祺作品中，讀者不難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汪曾祺的家鄉(xiāng)高郵是一個秀麗恬靜的水鄉(xiāng)，這便是為什么他的作品中即使沒有寫到水，總蕩漾著如水一般的詩意和柔情�？煽闯鏊�提倡在寫作時將人與自然結(jié)合起來，認為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大自然中的景色無疑能為故事情節(jié)添上一抹亮色，并且有助于情節(jié)的發(fā)展，使其看上去更加順理成章，并且，自然中的景物無疑是美好愛情的溫床。這一點在剛剛提到的《大淖記事》中頗有體現(xiàn)。自然景色的融入將十一子和巧云的愛情看上去更加必然而流暢，毫不牽強唐突。

　　3、 結(jié)論

　　汪曾祺坦言，自己的作品頗受兩千多千年老莊的影響，其中充滿了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莫過于“和諧二字”。本文分析了三個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性本身的和諧，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求學經(jīng)歷

　　1925年，汪曾祺入高郵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學習。1926年秋，汪曾祺入縣立第五小學讀書。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學畢業(yè)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yè)考入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菁中學讀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領(lǐng)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讀高中二年級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別南菁中學，并輾轉(zhuǎn)借讀于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以及鹽城臨時中學，這些學校的教學秩序都因戰(zhàn)爭而打亂。汪曾祺就這樣勉強讀完中學。后戰(zhàn)事日緊，汪曾祺隨祖父、父親到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半年，他在小說《受戒》里描寫過這個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jīng)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lián)大中國文學系。 大學期間，汪曾祺與同學創(chuàng)辦校內(nèi)的《文聚》雜志，并不斷在雜志上發(fā)表詩歌、小說。

　　解放前夕

　　1944年，為生活計，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觀音寺的一個由聯(lián)大同學辦的“中國建設中學”當教師，在兩年的教學期間，汪曾祺寫了小說《小學校的鐘聲》，重寫小說《復仇》。后由沈從文推薦給鄭振鐸在上海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發(fā)表。此外，還寫了小說《職業(yè)》、《落魄》、《老魯》等。這期間汪曾祺與同在中國建設中學任教的施松卿相識，并建立了戀愛關(guān)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經(jīng)李健吾先生介紹，到民辦致遠中學任教師兩年，直到1948年初春離開。這期間，寫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

　　1948年初春，汪曾祺離開上海到北京，與在北京大學外語系任助教的施松卿會合，臨時借住在北京大學。失業(yè)半年后，才在北京歷史博物館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報名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在武漢被留下來參與接管文教單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中的一種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復仇》、《老魯》、《藝術(shù)家》、《戴車匠》、《落魄》、《囚犯》、《雞鴨名家》和《邂逅》。5月，與施松卿結(jié)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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