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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安石嫁女談宋代佛教的發(fā)展
【人物簡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qū))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今江蘇南京)，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
在中國佛教史上，流行觀點認為宋代已進入佛教發(fā)展的衰落期，此時對佛典的翻譯和闡釋基本結束，在佛教理論上已無實質(zhì)性建樹，佛教僧團不如六朝、隋唐興盛，也沒有能與之前的慧遠、玄奘、慧能比肩的高僧。
北宋文人曾紆的筆記《南游說舊》中記載的一則王安石軼事可有助于我們換個角度思考這一問題。筆記中說，王安石打算將小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聰慧過人，13歲就考中進士，從王安石學習經(jīng)義，深受賞識。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積極支持，后來官至尚書左丞。王夫人吳氏因為剛富貴，加上疼愛此女，就購置天下樂暈錦(一種價格十分昂貴的高級燈籠紋蜀錦)制成精美華麗的床帳來作為女兒陪嫁。可婚禮尚未舉行，好事者已將嫁妝的奢侈程度遠播，乃至很快就傳進宋神宗的耳朵里。對王安石很了解的神宗很是不解，于是問王安石：「愛卿作為一代大儒，怎能用這么貴重的錦帳嫁女兒?」他吃了一驚，無言以對。回到家中一問夫人，果然如此。于是趕緊將錦帳施舍給汴京名剎開寶寺，用作福勝閣的佛帳裝飾，并于第二天向皇帝謝罪。由此可知，王安石作為名相，一向清廉自持，對于居所、服飾、飲食等從不講究，甚至有時給人以邋遢之感。神宗作為有為君主，也崇尚節(jié)儉，但是將奢華之物獻給寺院以助華麗，即使在如此君臣看來也理所應當。對于這種現(xiàn)象，不信佛的北宋大文人曾鞏感到不可理解，鑒于佛寺的奢侈之風，他在《鵝湖院佛殿記》中說：「資其宮之侈，非國則人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由此折射出佛教在北宋的發(fā)展盛況。
實際上，隨著儒釋道的合流以及佛教在安定人心上具有的重要作用，宋朝統(tǒng)治者對佛教多給予大力支持。即使徽宗崇道，并于1119年下詔「排佛」，但因佛教勢力強大，迫于壓力，不久不得不下詔「一切如舊」。由于朝廷的積極扶持，宋代僧尼人數(shù)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超過了唐代的1：322，其中以真宗與徽宗時期為最高，約為1：40，真宗至高宗時的平均比例約為1：60.宋真宗甚至親撰《釋氏論》，提倡佛儒跡異道同，并說：「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妄則信矣，不醉則莊矣。茍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所以，在其統(tǒng)治期間，僧尼多達45萬，這是唐代至元代的最高峰。南宋時期，佛教依然興盛，因此，不信三世輪回之說的朱熹無奈地說：「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zhuǎn)?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轉(zhuǎn)了。」故而，王安石將女兒嫁妝獻給寺院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的自然之舉。他早年常讀佛經(jīng)，其家鄉(xiāng)江西臨川是禪宗重要發(fā)源地，對其影響較大。據(jù)宋惠洪《冷齋夜話》記載，王安石之所以肯出任宰相是因為受到云門宗高僧雪峰義存的一句話──「這老子常為眾生作什么」的激發(fā)，「常為眾生作什么」正是菩薩行的精神，顯示了新禪宗的魅力。到了晚年，王安石更醉心于佛學，與僧人交往頻繁，并將家宅施為報寧禪寺。
王安石的佛緣實與宋代佛教的世俗化與文人化密不可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包括民間信仰與文人佛學，前者主體是民眾，其信仰主要體現(xiàn)佛教中超自然的內(nèi)容;后者主體是知識精英，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學理性的內(nèi)容。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較多，他們承擔著佛經(jīng)翻譯與傳播的重任。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有識之士紛紛加入文人陣營。宋代文人普遍喜讀佛典，有的熱情甚至超過僧人，這些導致了佛學在文化意義上的方興未艾。宋代文人對佛學的理解也顯得與以往不同，能將佛禪之理轉(zhuǎn)化為與生活相關的人生智慧，發(fā)展出獨特的心性學說，促成了佛教的儒學化，并使文人佛學成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內(nèi)容。
至于皇帝與宰相同意將奢華之物獻給寺院以助華麗，在當時是有重要社會基礎的。佛教雖然在本質(zhì)上對物質(zhì)生活不看重，而且有些宗派完全不提倡物質(zhì)享受，提倡「苦身窘行、離性禁欲」，以生活的艱苦來凈化心靈與體悟佛法，但隨著佛教的發(fā)展以及為了吸引更多民眾來信奉，對佛國以及佛教事物作必要的美化是需要的。特別是到了唐宋，隨著佛教在宣傳上對佛本生題材的弱化和西方凈土變題材的強化，在壁畫中，畫工們在描繪經(jīng)變故事中西方極樂世界的美好的過程中需要對人間皇室與貴族的生活環(huán)境進行觀察，在這種程度上，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是一體的。這不但與佛教的傳播手段有關，而且具有理論基礎，如《阿彌陀經(jīng)》里敘述的「極樂國土」在物質(zhì)上就極為華美而豐富。其中，地是「黃金布地」，房子是「七寶樓閣」，并有七重欄循、七重羅網(wǎng)、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另有七寶池，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等寶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飾之。因此，信徒便將佛典中以比喻手法表達出來的凈土世界具體化、形象化，并用世俗的黃金珠寶來塑造，不遺余力地表現(xiàn)其莊嚴與華美，以虔敬之心試圖在人間營造理想世界。
一般來說，世俗之人多難接受「苦行僧」式的教化方式，所以在解決這種問題的形式上，人間世俗的喜好與清規(guī)戒律竟生成了微妙的置換。因此，隋唐以來人們對和佛教相關的建筑、雕塑、繪畫、家具等的表現(xiàn)均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幾與簡樸之道背道而馳。在宗教建筑中，為了使人們深信萬能的菩薩、神仙或上帝，無論寺廟、道觀或教堂，都修建得莊嚴肅穆，其主要目的就是使信徒們感到神靈的崇高，自己的渺小，從而生成歸屬感。實際上，在各大宗教的世界里，信徒們的確多是把人間最美好的事物供奉給了宗教場所，如此才形成了宗教藝術的昌盛發(fā)達。宗教家具在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為了能和宗教建筑相適應，往往也采取華麗的形式與裝飾。例如，在日本僧人按南宋寺院實際測量繪制的《五山十剎圖》中，靈隱寺屏風、徑山法堂法座、靈隱寺山門香爐、眾寮圣僧櫥等圖像上顯示了昔日實物的奢華。靈隱寺屏風為三扇，通寬14.3尺，中屏高19.34尺。當時一尺折合31cm，即這是一件通寬443.3cm，高599.5 cm的龐然大物。今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尺度最大的太和殿屏風有七扇，通寬525cm，高425cm，其每扇的寬度與高度遠不及此，可以想見那時陳設此件家具的靈隱寺廟堂是何等的高大雄偉。
作為修行者，本應拋棄物質(zhì)享受，但為了體現(xiàn)宗教的「莊嚴具足」，又須表現(xiàn)佛像莊嚴、法器貴重、齋局盛大，為出席奢華的道場，僧侶們的衣著與器物也會十分講究。當前，各地佛寺中，殿堂的金碧輝煌成為人們印象中寺院的應有特征，千佛殿、萬佛樓成為各地效仿的標志，而廟宇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與佛像高度的不斷攀升也成為各地競爭的熱潮。對于此類現(xiàn)象，其實早在宋神宗年間，當時的狀元黃裳在《含清院佛殿記》中就說：「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宮殿樓閣戶牖階砌，嚴麗廣博。寶華妝校，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于物哉!」那時，黃氏的醒世之言如同石沉大海，而跨越千年的今天，這一問題又何去何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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