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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南朝小樂府與盛唐詩風
《唐才子傳》(卷二)中記載了關于崔顥的一則小故事：初，李邕聞其才名，虛含邀之。顥至獻詩，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入。據《唐代詩人叢考》中記載，東家王昌在南朝樂府中已見。崔顥詩中舞愛前溪綠，歌憐于夜長，也是用的南朝樂府曲調的典故。難怪胡應麟評說：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是樂府本色語，李邕以為小兒輕薄，豈六朝諸人制作全未過目邪?可見，六朝中南朝樂府與盛唐詩人之間亦聯系緊密。
下面筆者就形式與內容兩方面，分析南朝樂府與盛唐詩風之間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
一、形式
先說寫作人稱。南朝樂府一般是以女性口吻吟出的。首先作為主體部分的吳歌、西曲的本辭，就是女子吟出的；其次，有些曲調雖為男子首創，流行至民間后產生的作品亦為女子口吻；再者，有些歌曲本不為男女交往而作，但在民間流行過程中，深化為以女子口吻吟詠男女交往。盛唐詩人在創制樂府詩時，亦有借女性口吻來敘述，如李白的《長干行》二首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十五始展眉，愿同塵與灰，嫁與長干人，沙頭侯風色，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但是多見出詩人自己的影子。
再來看表現手法。大量運用雙關語，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吳歌的顯著特點。雙關語又可分為同音異字的如藕→偶，蓮→憐，以及絲→思，碑→悲，籬→離等；同音同字的，如布匹之匹雙關匹偶之匹，以黃連之芳雙關相思之芳等。這些雙關語的恰當運用使得語言更加俏皮活潑，表情達意更加含蓄委婉，相比之下盛唐詩人則更傾向于用典。比如儲光羲的《采蓮詞》中采采乘日暮，不思賢與愚中采采即源于《詩經·罘已》：采采罘己，薄言采之。李白《子夜歌·春歌》中就引用《陌上桑》采桑女秦羅敷力拒使君的故事。
二、內容
首先說對細節的摹寫。不論是民歌還是唐詩，他們都注意對男女交往中某一片段的刻畫。《子夜歌》前五曲，其一寫芳香思路，其二寫見郎愿望天下奪人愿，故使儂見郎，其三寫婉伸朗膝上的細節，其四寫頭發不敢理的細節，其五點出悲思兩心間的感受。唐詩崔顥《長干行》即寫一個采菱少女，與一位船家男子在水上相逢問路的生活片段。輕松活潑的短歌式對白，最大程度地提純了民間男女交往時天真無邪的感情，同時又保持了民歌新鮮自然的風致，因而成為盛唐五絕句中最得樂府天籟的代表作。
再就創作動機，傾向和風格而言。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稱：晉宋樂府，如《桃葉歌》、《碧玉歌》、《白纻詞》均以淫艷哀情，被于江左。迄于蕭齊，流風益盛。由此可見，現存南朝民歌的內容比較狹窄，主要是滿足統治者縱情聲色的需要，風格呈現艷麗柔弱、哀怨纏綿的特點。而盛唐詩歌則表現為，在處世上保持獨立不媚世的人格和內心世界的自由。盛世的安定繁榮，給大多數寒門地主展示了光明的政治前景，同時提供了盡情享受人生的物質基礎，使他們能得到良好的文化教養。同此不論個人目前遭遇如何都能以健康開朗的心情，從容達觀的態度，充滿青春活力的想象體味人生，欣然自然。他們在隱居、羈旅、交友、宴游等日常生活中表現了崇高真誠純潔的道德理想，愛好淳真樸素的審美趣味。這與魏晉士大夫矯情任放的名士風度以及南朝士大夫庸俗空虛的精神狀態恰成鮮明的對照。而盛唐詩歌的動人力量，正來自這種遠大的理想、高尚的人品和真摯的感情。如李白的《子夜吳歌·秋歌》他將原來的清商曲辭的吳聲歌單純表現男歡女愛的窄小境界進行了拓展，從而表現出更為深廣的社會內涵，展現唐人的博大胸襟。
唐代詩人大都能學習民歌直接發自內心的自然音調，以及單純明快、不假思索的新鮮風格，使盛唐詩歌呈現明麗清新的特點，且比民歌更自覺地將個人的感受結合于民族共同的情感。并用平易凝練，樸素流暢的口語，概括出人們生活中最為普通最為深的感情，從而能夠為人人理解，代代傳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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