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jīng)
在平平淡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接觸過作文吧，作文根據(jù)寫作時限的不同可以分為限時作文和非限時作文。你寫作文時總是無從下筆？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三字經(jīng)檀，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三字經(jīng)簡介
傳統(tǒng)中國最著名的蒙學教材是“三百千千”(《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千家詩》選的是唐宋人五七言絕句，其余幾種也是用韻文寫的，實際上是押韻的詩歌。以“三百千千”為代表的傳統(tǒng)蒙書，在文體上呈現(xiàn)出兩大特征：一是押韻，二是節(jié)奏明顯。這些書，小朋友們念起來朗朗上口，不覺得枯燥。念著念著，也就記住了書中的內(nèi)容。傳統(tǒng)私塾又流行用一種近乎歌唱的調(diào)子來念這些書，普遍用拖腔，抑揚頓挫，尤能突出“美聽”效果。這種念書方法，今人稱之為“吟誦”。此即傳統(tǒng)中國之“詩教”、之“樂教”、之“視唱練耳”。
余生也晚，沒有趕上傳統(tǒng)私塾年代。但我兒童生活的記憶，有不少是關于這方面的。先祖父科鳳公是1920年生人，他的外祖是我家鄉(xiāng)皖西南清末民初著名的私塾先生。科鳳公僅隨外祖讀過一年私塾，但卻是那個年代村里唯一的文化人。村里逢年過節(jié)、婚喪嫁娶，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他手。上世紀80年代，我讀小學。每逢祖父寫春聯(lián)，我總是在邊上看。祖父一邊寫，一邊念給我聽。祖父念對聯(lián)的調(diào)子，和我在學校里學的普通話讀書全然不同：有的字音拖得特別長，有的字音又念得很短促;而且是方言腔。我雖不明就里，但覺得很好聽。祖父見我聽得入神，每每也教我念幾句“趙錢孫李”、“天地玄黃”。祖父過世之后，我再沒聽過有人這樣念書;直到上個世紀末，在北大遇到先師莎齋夫子(吳小如先生)。莎齋夫子比科鳳公小兩歲，是著名文史專家。我常去莎齋夫子家里聽他講書，所講多是詩文。第一回聽莎齋夫子念詩，嚇我一跳——怎么和我祖父念的這么像呢!也是有的字音長、有的字音短，而且節(jié)奏分明，帶拖腔。我知道莎齋夫子祖籍皖南，一開始以為是地方特色。陪侍久了，才從莎齋夫子那里知道這是“依字行腔，平長仄短”的傳統(tǒng)誦讀法，是由傳統(tǒng)詩文的文體特征和聲韻規(guī)律決定的。直到這時候，我才明白先祖父是用傳統(tǒng)吟誦調(diào)念對聯(lián);他從外祖念一年私塾，是用“吟誦”法念“三百千千”。明白之后，我不由得對傳統(tǒng)私塾吟誦教學佩服得五體投地。單就培養(yǎng)傳統(tǒng)詩文修養(yǎng)來說，一兩年私塾的讀書效果，明顯好過于現(xiàn)在的十年中小學語文教育。祖父的經(jīng)歷，也讓我意識到童蒙誦讀是何等的重要：一個人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往往取決于少年時代有沒有誦讀過經(jīng)典。
南北朝時期的大學者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勉學》中這樣敘述親身經(jīng)歷：“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jīng)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七歲時候背誦的長文，終身不忘;二十歲以后讀的書，基本不記得。顏之推一面慨嘆“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一面解釋其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 顏之推語重心長地勸慰世人“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實際上是勸人要及早誦讀經(jīng)典。
傳統(tǒng)蒙學重視誦讀，是在最恰當?shù)哪昙o，用最有效的方法，教青少年學文化。對于今天的國學及語文教育，頗有借鑒意義。有鑒于此，雒誦堂師法先賢，推出青少年國學系列課程，蒙學階段即以“三百千千”為主而略有損益。以數(shù)年教學實踐為基礎，我們今天特向全社會推出《雒誦堂國學誦讀本》系列叢書，第一輯包括《弟子規(guī)》《三字經(jīng)》《千字文》《千家詩》《五字鑒》《聲律啟蒙》《幼學瓊林》等七種。
蒙學讀物在明清時期雖盛極一時，但卻也善本難求，尤以《千家詩》《聲律啟蒙》為甚。雒誦堂多年來致力于蒙學版本收藏，但本人經(jīng)眼的清刻本多存在諸種問題。故此，《雒誦堂國學誦讀本》第一輯，文字底本考訂，以擇善而從為原則，并盡可能吸收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
《雒誦堂國學誦讀本》第一輯預設的讀者對象是少年兒童，故編輯體例為大字注音本。注音采用通行的漢語拼音方案。拼音以普通話為主，但考慮到傳統(tǒng)蒙書的文體特征，對于嚴重影響葉韻和格律的關鍵字，則采用舊讀和文讀音，以確保韻文尤其是格律詩的“美聽”效果。本套叢書，用右下加黑點的形式對全部入聲字進行標注，用“黑體拼音”的形式對舊讀和文讀音加以標記;對于文本中的通假字和古今字，也用不同字體做了區(qū)分。標注入聲字和古今異讀，是本套叢書的最大特點。故此，本套叢書不僅適合誦讀，還對系統(tǒng)了解傳統(tǒng)詩文的格律常識頗有幫助。
作品影響
中國
《三字經(jīng)》是中國傳統(tǒng)的兒童啟蒙讀物，知名度極高。古代兒童都是通過背誦《三字經(jīng)》來識字知理的。《三字經(jīng)》用簡潔通俗的白話講出了亙古不變的哲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將經(jīng)史子集等各部類的知識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極多，全篇充滿樂觀精神；在《三字經(jīng)》出現(xiàn)之前，蒙學讀物都是四個字一句，《三字經(jīng)》則以三言形式出現(xiàn)，讀起來輕松愉快，更符合兒歌特點，明朝趙南星稱其“句短而易讀，殊便于開蒙”，故此為蒙學第一書。《三字經(jīng)》在古代被稱為“小綱鑒”，可以將零散的知識貫穿起來，使讀書積累的百科知識，得以納入一個清晰知識體系。
《三字經(jīng)》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中國三大國學啟蒙讀物。
國際
《三字經(jīng)》
從明朝開始，《三字經(jīng)》就已流傳至中國以外的國家。
根據(jù)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jīng)》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羅明堅，到澳門學習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三字經(jīng)》，并將譯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jīng)》。其中一位學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后入選培訓教材，成為俄國文化界的流行讀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又公開出版了列昂節(jié)夫（1716~1786年）翻譯的《三字經(jīng)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nèi)容與當時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公眾”并走向民間。“俄國漢學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諳經(jīng)史，更明曉《三字經(jīng)》的文化內(nèi)涵和社會影響，他在1829年推出《漢俄對照三字經(jīng)》，并稱《三字經(jīng)》是“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當時俄國教育界在討論兒童教育問題，于是《三字經(jīng)》成為“俄國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成為當時社會流行讀物。普希金細讀后，在作序時稱贊此書是“三字圣經(jīng)”。普希金研讀過《四書》、《五經(jīng)》，但對《三字經(jīng)》情有獨鐘，如今普希金故居還珍藏著當年他讀過的《三字經(jīng)》。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的東方學系都以《三字經(jīng)》為初級教材，而大多數(shù)入華商團和駐華使者的培訓多以《三字經(jīng)》為首選教材，因而，《三字經(jīng)》在俄國文化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
韓國、日本也對《三字經(jīng)》也非常重視。日本早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國商船帶來的各種版本的《三字經(jīng)》。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經(jīng)》，后更大量出現(xiàn)各種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經(jīng)》、《皇朝三字經(jīng)》等，多達二十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字押韻，介紹日本歷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經(jīng)》。
英國的馬禮遜（1782~1834年）翻譯的第一本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就是《三字經(jīng)》。1812年，他出版《中國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經(jīng)》和《大學》。修訂后，1917年又在倫敦再版。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他主辦的《中國叢報》上刊載《三字經(jīng)》、《千字文》等啟蒙讀物。
在法國，猶太籍漢學家儒蓮（1797年~1873年），在1827年擔任法蘭西研究院圖書館副館長后翻譯出《孟子》、《三字經(jīng)》、《西廂記》、《白蛇傳》、《老子道德經(jīng)》、《天工開物》等中國典籍。
1990年，《三字經(jīng)》被聯(lián)合國教科組織選編入《兒童道德叢書》，向世界各地兒童推介學習，成為一本世界著名的啟蒙讀物。
關于作者
關于《三字經(jīng)》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代說法不一，但是大多數(shù)學者的意見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jīng)》，以課家塾”。王應麟（1223—1296），南宋官員、學者。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又號厚齋。慶元府鄞縣（今浙江鄞縣）人。理宗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太常寺主簿、通判臺州，召為秘節(jié)監(jiān)、權中書舍人，知徽州、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等職。其為人正直敢言，屢次冒犯權臣丁大全、賈似道而遭罷斥，后辭官回鄉(xiāng)，專意著述二十年。為學宗朱熹，涉獵經(jīng)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長于考證。一生著述頗富，計有二十余種、六百多卷，相傳《三字經(jīng)》為其所著。王應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讀書的時候，編寫了一本融會經(jīng)史子集的三字歌訣，據(jù)傳就是《三字經(jīng)》。
關于《三字經(jīng)》的作者及成書時間，還有其他說法。
一說是宋代人區(qū)適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十一中記載：“童蒙所誦三字經(jīng)乃宋末區(qū)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jié)不仕”，認為廣東順德人區(qū)適子才是《三字經(jīng)》的真正作者。
一說是明代人黎貞。清代邵晉涵詩：“讀得貞黎三字訓”，自注：“《三字經(jīng)》，南海黎貞撰。”即以為明代黎貞撰。
吳蒙校點《三字經(jīng)》時，結合《三字經(jīng)》中提到《四書》以及鼓勵仕進等的內(nèi)容，指出該書“似當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復科舉，規(guī)定考試程式中《四書》用朱氏集注之后”。同時又提及南宋陳淳用三字句寫成的《啟蒙初誦》疑似為《三字經(jīng)》的先河，指出《三字經(jīng)》從雛形到更定，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時間。
學者張如安根據(jù)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訓》中的相關記載認為，《三字經(jīng)》應成書于南宋紹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1208年-1224年）年間，其時代要早于王應麟（1223年-1296年）和區(qū)適子。而寧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經(jīng)》最早流傳的地區(qū)。
增改作者
原典內(nèi)容之外，后經(jīng)章太炎等人多次增改，故三字經(jīng)內(nèi)容在“敘史”部分，也已包含元、明、清、民國時期。各版本題名也有差異，例如“三字經(jīng)注解備要”、“重訂三字經(jī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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