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佛寺錫格沁散文

　　發源于海拔4千余米中天山皚皚雪峰的開都河，一路匯集了雪山融水、山泉、溪流，在美麗而靜謐的巴音布魯克天鵝湖稍作短暫的駐足歇息后，便以脫韁野馬之勢，在巍峨蒼莽的天山間一路向東南穿行，落差1700余米，以“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氣勢奔涌而出，一路高歌600余公里，注入了煙波浩渺的博斯騰湖，使其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吞吐湖，最后又沿著孔雀河流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它以虛懷若谷的胸襟和清洌甘甜的乳汁，養育了沿途眾多的生靈，潤澤了兩岸的草原、綠洲、村莊，最后以“壯士一去不復還”悲壯情懷，消亡在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深處，滋養著新疆最大的原生態的胡楊林，成就了“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的胡楊精神，使之成為了“死亡之海”中的千古絕唱。

　　從和靜縣大山口一瀉而下浩浩蕩蕩奔涌而前的開都河，在古老的焉耆盆地霍拉山腳下折向東南造就了一片遼闊的沖積扇區，土地肥沃，易耕易牧，易居易商。它不僅孕育了三千多年前青銅器時期燦若星辰的察吾乎文化，還孕育了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焉耆古國，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佛教圣地——錫格沁佛寺。

　　錫格沁（官方稱“七個星”），蒙古語意為“像扇子一樣的地方”。1771年1月，英雄的渥巴錫汗率領土爾扈特部17萬余眾從俄羅斯伏爾加河畔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逶迤而行。他們趕著畜群，頂著漫天的風雪，風餐露宿。他們歷盡千辛萬苦，沖破千難萬險，戰勝了哥薩克的追兵與如影相隨的病疫，以犧牲10余萬之眾的代價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后一次大遷徙。其忠誠愛國的精神受到了清乾隆帝的隆重加勉與褒揚，并將歸來的部眾妥善安置在了水草豐美的伊犁大草原駐牧。1773年7、8月間，清政府“允渥巴錫請”，又將東歸土爾扈特渥巴錫部4旗54蘇木重新安置在裕勒都斯(巴音布魯克)草原及開都河流域，其中焉耆七個星、四十里城子、包爾海等地域遂為其主要駐牧之地。

　　錫格沁，也稱作錫格沁明屋，維吾爾語意為“千間房子”。意思是說，當時地面上的經堂寺院多得數以千計。如果說240多年前的蒙古族來到這里，以其地形的走勢與形態來為其地命名的話，那么早先生活在這里的維吾爾族卻以地上的建筑物來為其命名。同樣的“錫格沁”，雖然兩者在語義表達上大相徑庭，但卻在語音稱呼上竟然一字不差，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奇遇，抑或是因佛而緣的一種暗示，多少給人留下了一個無限臆猜與想像的空間。

　　據記載：一千多年前，西去天竺取經求法的佛教宗師法顯與玄藏前后相隔二百多年，分別踏上了西域的萬里之旅。他們都曾途經這里，滯留數十日，養精蓄銳后，又手持禪杖，僧衣飄拂，迎風踏塵繼續西行，在漫天風沙的戈壁大漠里留下了一心向佛的倔強而又孤獨的身影。

　　玄藏在《大唐西域記》里曾這樣描述焉耆古國：“東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繒絹服飾氈褐……伽藍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由此可以推猜，在公元649年左右，這里依山傍水而建的廟宇，氣勢恢宏，蔚為壯觀。那時的僧侶已是熙熙攘攘、信眾來往如云；香火繚繞不絕，朗朗的誦經聲不絕于耳，晨鐘暮鼓在空氣中次第邅遞……同時，這里也成了南來北往游客歇息補給、商貿中轉流通的重要驛站。

　　錫格沁地處南疆鐵路、314國道和218國道三者交匯處，而錫格沁佛寺遺址東距218國道僅5米左右。當我每次途經錫格沁鎮去庫爾勒市時，看著公路旁邊不遠處一座座頹廢凋敝的土夯沙筑的古建筑遺址時，心中不禁會衍生出一種好奇與沖動，如開都河時緩時疾的濤聲一樣，夢縈情牽；一心想親臨它、謁拜它、進而記述它。2017年秋，當我拜讀了和靜本土作家趙立新老師的散文《錫格沁佛寺》后，心中再也按捺不住去朝拜古佛寺遺址的欲望，于是只身驅車前往，以了卻心中盤桓已久的念想與牽掛。

　　從和靜縣城驅西行，經279省道10余公里與218國道交匯，再南折經南疆重鎮巴潤哈爾莫敦鎮，一路前行20余公里，國道右側一段新建的赫色墻壁上，“七個星佛寺遺址”七個金燦燦的大字就躍入眼簾。

　　站在地勢較高的山崗上縱觀錫格沁佛寺遺址全貌，只見沿著西南部的一道低矮的山梁與土坡上，星羅棋布地分布著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泥土建筑遺跡。它們有的像烽燧，有的像城堡，有的像民居，有的像土丘，有的像地穴，有的像窯窟；有的凸起獨立，有的連綴成片，有的依山而掘，有的就地而建；有的由外形似乎還能揣猜出曾經的宏偉與輝煌，有的形跡已與周圍的沙土渾然一體，成了略微高出地表的土包。

　　從錫格沁佛寺簡介了解到：錫格沁佛寺遺址地處古絲綢之路北道，始建于晉代，繁盛于唐，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是晉唐時期古焉耆國的佛教中心和最大的一處佛教圣地，也是佛教東傳過程中重要的一處佛教遺存。寺院遺址以中部的泉溝為界又分南、北兩大部分，由地面寺院建筑和洞窟建筑兩部分組成。目前，寺院殘存建筑93處，洞窟殘存11窟，是新疆目前僅存的、同時保有佛塔、佛殿、石窟的珍貴遺址群，整個佛寺遺址占地面積約40300余平方米。

　　1961年遺址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家文物局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被列入絲綢之路新疆段重點文物保護工程，2012年國家發改委將其佛寺遺址設施保護建設項目列入國家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設施建設規劃搶救性文物保護項目，先后投資2400余萬元，在古佛寺遺址內修建了看護房、保護展示廳及道路平整、核心區木棧道、防洪工程及附屬設施；隨之，首次對外游客開放。

　　從景區入口處而入，或徘徊在現代化的展廳，或行走在曲折迂回的木棧道上，或駐足于一座座頹廢的沙土建筑物前，或注目于破敗的洞窟殘留的壁畫，憑籍拓展了的視線，在遺址群的建筑里，依稀還能看到殘留在建筑物上斑駁的佛事印記，諸如佛像基座、泥塑菩薩、天王、供養人的身形，洞窟頂上隱約可辨的色彩豐富的壁畫，以及飛天樂伎、纏枝蓮花紋的線條等。

　　走進這座闊大的遺址群，仿佛穿越到一個遙遠神圣的佛國。聽導游介紹：錫格沁佛寺洞窟的形制大致與克孜爾一期洞窟相似。壁畫精美，佛像造型豐滿和祥，具有犍陀羅和中原的風格。此外，在遺址中，還出土了吐火羅文書寫的紙質文書《彌勒會見記》等一批罕見文物。對于研究古代焉耆史乃至西域社會發展史、佛教史、戲劇史等具有著重要的價值。

　　邊走邊看邊沉思，昔日輝煌而神圣的佛教圣地，如今竟變得如此的破敗不堪，心中總有一種隱隱的痛。固然，歲月風雨浸蝕的因素不可低估，但導致佛教圣地破敗頹廢的最主要原因還是政治與人為因素。唐玄宗天寶年間，因“安史之亂”使唐王朝無暇顧及曾經稱臣納貢的西域三十六國，而覬覦這片土地已久的已伊斯蘭化的大食國與已在青藏高原崛起的吐藩國卻相繼爭占了這片西域大地。從此，西域的佛教如日暮西山，每況愈下。慈眉善目，悲憫塵世的佛，變得無奈而又無助，嬴弱得像剛剛出生的弱不禁風的嬰兒，它不再擁有三界雷霆萬鈞之威，不再法力無邊，能護佑焚香誦經匍匐膜拜的蕓蕓眾生，最后竟然也“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

　　十三世紀初，馳騁歐亞歸來的成吉思汗將廣袤的西域封分給了次子察合臺，建立了轄治天山南北的察合臺汗國。十四世紀中葉，蒙古察合臺汗國的一紙政令，唱響了千年佛國的挽歌。一夜之間，其治下衣食無憂的王公貴族及十六萬蒙古人舉國易服，信奉了伊斯蘭教。那是佛的宿命，那是佛國的宿命，那是佛教僧侶信眾的宿命。從那一天始，錫格沁佛寺的大限悄然而至，佛像蒙塵，僧尼遠遁，廟宇佛窟門可羅雀，人跡杳然。從此，在西域的大地上，僅僅留下了千里佛跡殘垣斷壁，在漠風里，追憶著曾經的輝煌，憂傷地唱著虛無縹緲的挽歌……

　　曾經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焉耆古國的佛教圣地——錫格沁佛寺，湮沒在了流年的歲月煙塵里，經受著歲月的輪回與風霜雪雨的浸蝕，最后變成了一座座殘垣斷壁或一堆堆野崗荒丘。特別是近代以來，外國探險隊多次在遺址所在地進行非法掠奪式的盜掘，這對本來就頻臨滅頂的佛寺遺址更是雪上加霜。

　　看著一段古老的城墻，一座烽燧，一座戍堡，一處佛寺的廢墟……使我頓發思古之幽情，悵然而悲愴。自己就像一名虔誠的朝圣者、覲見者或前來的憑吊者，緩緩地走過蒼涼的佛寺遺存，從南大寺的廢墟到北大寺的廢墟，從一間頹圮的僧房到另一間頹圮的僧房，從一孔斑駁的佛窟到另一孔斑駁的佛窟，從一座坍塌的佛塔到另一座坍塌的佛塔，從一處壁畫的殘跡到另一處壁畫的殘跡……

　　是穿越了千年的時光，在尋覓當年晨鐘暮鼓的寂靜？還是想跨越萬里風塵尋覓玄藏沿著絲綢古道一路風餐露宿來到這里開壇弘揚佛法時場景的隆重與肅穆？錫格沁佛寺的香火，早已在六百年前灰飛煙滅，像大漠深處早已斷流的古老河床，荒蕪得太久太久，再也捕捉不到曾經的蒲草雁影水聲了。

　　夕陽西下，悵然地回望，那錫格沁佛寺的殘垣斷壁與霍拉山的余脈一起，隱沒在了淡藍色的暮靄之中，虛幻而縹緲。此時此刻，我的心里卻涌起了無盡的哀傷。忽然想起了巴音蒙古自治州著名詩人潘天慶老師的佳作《黃鐘?賀圣朝》：

　　七個星，古佛城。曾盛名。壁畫千幅藏秘經，僧房浮屠萬木榮。但今日，盡分崩。蟪蛄鳴，荊刺生。

　　臨斷垣，倍傷心，將喪魂。西域千年宗教珍，瞬間煙銷化土塵。誰之過？問蒼旻。月黃昏，風卷云。

　　千年佛地，風霜流年，掩卷沉思，一聲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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