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的散文

　　一本書可能沒有跋，但很少沒有序。序又有代序、譯序、自序之分。

　　通常情況下，代序分三種情形，一是真心實意請師長批評，順便做一點推薦，也是人情之常；二就沒多少“真”字可言，純是從利益出發，以種種手段，繞許多彎子，請名氣大的人來給自己吹噓，“促銷”成了第一要務。

　　我有一段時間閑極無聊，專門找書的“前言”“序言”來看。看多了，也就摸著了一點門道。可惜身份地位夠不上，不然我要是動筆給人寫序，相信也差不到哪里去的。因為其中實在有一個可以套用的公式：大體上，先要表明自己為什么“破例”寫序，不外乎作者后生可畏，起了愛才之心云云，又說三番五次的推辭未果，這才應承下來。這一段好比八股文的“破題”，又像大軍出發前的“祭天”，所謂“出師有名”。表白完了，序作者、書作者、讀者都要松一口氣。跟著就是序言的主體部分，約等于夸獎部分，是華彩和主干。往往從文采、立意、境界、獨創性上，全方位地給以表揚，濃墨重彩，鋪張揚厲，不僅說得多，而且說得精彩，不由得人不服氣。隨后筆鋒微轉，挑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做些語重心長的批評，比如“雖然本書語言流麗之極，一氣呵成，但是過度的重視技巧也有其負面影響。我不得不承認作者的形式和內容尚未偏廢，還是結合得比較好的，然而精雕細刻中含有的危機，畢竟值得警惕”，批評倒成了贊揚的另類表達。最后當然還是要對整體予以肯定，指出暇不掩瑜，暇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代序的第三種方式說來叫人無奈，是像某些ＱＱ病毒一樣，不經意間自己跳出來的。余斌在《張愛玲傳》后記里說：“最奇的是第三版，是張愛玲去世不久，出版社趕著印出的，正文前莫明其妙冒出極醒目的題辭：‘獻給所有熱愛中國新文學的人們。’我是希望熱愛新文學的人能夠接受這本書的，但這樣‘莊嚴’的題辭卻讓我莫名驚詫，也不知是何人代皰。”大概覺得正文前居然無序，不大象話，所以自作主張，加了那句讓作者嚇一跳的“莊嚴”的話。

　　譯序和代序頗有不同。中國人翻譯外國名著配的序，現代人翻譯古代文言配的序，都是譯序。若論知識含量，以這一種序最濃，若論個性化的見解，則這一種最寡淡乏味，難得看到“關于這一點，個人以為”，眼睛真要一亮。不過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對于早已熟悉的作家作品，譯序因為它的千篇一律（生平、背景、代表作），大可一掠而過；對于不大了解的作品，還是先看看序的好，這就像要跟一個人打交道，先遠遠地瞧他一眼，有個扼要的把握，可以比較容易地進入他的世界。

　　照理說，規行距步的譯序是不會鬧笑話的，然而仍有例外。我從小攤子上淘到的'“迎奧運紀念叢書——古典名著文庫”，書是好書，序卻不是好序：“北京申奧成功，舉國歡騰，世人矚目……為了更好地迎接這一歷史性的體育盛會……我們編輯出版了這套……”雖然盡可能地想要說得自然，還是難掩牽強生硬，因果之間的跳躍幾乎像意識流了。我的同學看了就笑：“申奧不成功他就不發行這書了？賺錢就賺錢吧，要不要找這么大一個理由啊？”

　　真正有意思的還是自序。這也分三種類型，一是淡淡道來，不著痕跡。乍一看無味，“細按則深有趣味”。最現成的例子是金庸全集三聯版序。講講童年，對讀者關心的問題作些解釋，好象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內容——事實上也沒有。敢這么寫序的作家其實十分自信，一切都在小說里了，你自己去看便是。序言只限于跟讀者拉拉家常。

　　再一種自序是我私下里最偏愛的，才華橫溢，序本身即是一篇出色的散文。余秋雨的好幾本書都有這特點（除了和人吵架說的那些負氣的話）。比如《文化苦旅》序，從文化年齡、心理年齡說到學問應該做到戶外去，與山山水水完成某種對接。又講到出行的收獲及對自己文章的希望：“苦澀后的回味，焦灼后的會心，冥思后的放松，蒼老后的年輕。”張愛玲《傳奇》再版序也是如此。先講出書的興奮，又一筆蕩開，“出名要趁早”背后是“遲了來不及了”的“惘惘的威脅”。又從蹦蹦戲里品出滋味，“覺得非常傷心了”，再一筆漾回來，“然而現在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說到炎櫻畫的封面，她的臨摹，并由此生發開去，“生命也是這樣的罷——它有它的圖案，我們惟有臨摹。”張的前夫胡蘭成在《禪是一枝花》中也將序寫得極有味道，從胡適考證說起，倒過頭去梳理中華禪文化，然后把《碧巖錄》約略一提，結語“我希望我此書寫禪的思想，亦有一種風日灑然”。他們的共同點是對正文內容不多涉及，而是就相關話題巧妙地打擦邊球。說是序也可，視它為正文的第一篇也能成立。這樣的序搖曳生姿，起落無跡，“走題”走得漂亮，文末輕輕一個筋斗，又翻回題旨，著實叫人心曠神怡。

　　自序中比較不可原諒的是“感謝信”一型。謝謝老師、謝謝父母、謝謝朋友，出版社當然要謝，配插圖的、文字校對，挨著個兒的謝過去。如同手機消息“群發”，被謝者眾。剛開始我還有毅力往下面看，以為后面總該有點實在的東西，等到“幾幾年幾月”，他謝完了，序篇也完了，才知道是上了當。后悔也遲了。

　　我自己出過兩本書。一本報告文學，統一由市政府作序，大權旁落到秘書先生手里，只好付之一嘆；另一本是小說集《擺渡的人》，序言總算輪到我自己寫。因為不長，所以錄在下面，權充本文的結尾。

　　羅素曾經把人生比作河流，那么校園和社會之間就是一個渡口，處于轉折期的青年就是劃著槳的舟子，從稚嫩駛向成熟（或說，從單純駛向微妙的復雜）。其中有些人安然渡過，無驚無險；有些人歷經波折，終成正果；少數人卻把持失當，船覆人亡。在這本書里，我集中描寫了這樣一批精神上的擺渡者。之所以強調“精神上”，是因為我知道此外尚有不少為衣食奔波，為生計掙扎的同齡人。這個集子里沒有很側重的去寫這一層面，所以是不敢稱“全”的，好在原先也并沒打算要面面俱到。

　　像這一類的題材，少年作家嫌它不夠陽光、激情，成年作家又覺得它不夠緊貼現實。“高不成低不就”，這一人生的關鍵時段，這些兩可狀態的人，遂很少被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關注。我嘗試著以“斷層期”為中心，向學校和社會兩端作了短程輻射，具體的說，就是由求學寫到婚姻。也許做得還不夠好，方家見了不免一笑，但那是我功力尚淺的緣故，卻不是素材本身不值得觸碰。似乎是白先勇說過，小說成敗的關鍵不在于寫什么，而在于怎么寫——當然會有人反對——各持己見、和而不同，比之一家壟斷、唯我獨尊，未嘗不是一種進步。

　　另一層意思是接引和超度。普遍的誤解是只有死人才需要超度。然而大千世界，蕓蕓眾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也各有各的虧欠。誰也不能說自己從呱呱墜地就正氣凜然，為人行事，從來都無愧于心。這便有個救贖的問題。基督教開的藥方是“原罪說”，認定人類生而有罪，漫漫一生只是拿來贖罪。那似乎很容易導向“性惡論”，并且成天汗流浹背的作檢討，其形象實在也不怎么高明。但這正是基督教要的效果：人在上帝面前，越卑微越顯得虔誠，還講什么尊嚴？現在農村有些六、七十歲的老人家也信教，定期到一起碰個頭，坐在板凳上唱唱圣歌，聽聽故事，聊聊兒子兒媳，樂也融融。當然無害于世道人心，但總是離原初的教義比較遠了。倒是印度的佛教經過禪宗一番“中國化”處理之后，呈現別樣的境界，那是我所私心向往的。天生慧根的智者可以直接仰仗佛法破孽化癡，我輩凡俗之人只能用類似的悲憫情懷渡己渡人。是想借一點這樣的意味，結果不盡如人意。

　　以“此岸”、“渡口”、“彼岸”的順序排列，意在表明這是一種由近及遠的“回望”，雖然來路上有些風景，其實已不愿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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