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散文《風雨中憶蕭紅》

　　【導讀】蕭紅(1911-1942)，原名張迺瑩，中國近現代女作家，“民國四大才女”之一，被譽為“30年代文學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一個封建地主家庭，幼年喪母。蕭紅是民國四大才女中命運最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傳奇性人物。她的一生是不向命運低頭，在苦難中掙扎、抗爭的一生，蕭軍的出現直接影響了其命運并引發她開始文學創作。

　　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表了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東渡日本，并寫下了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發表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1942年1月22日，蕭紅因肺結核和惡性氣管擴張去世于香港。

　　風雨中憶蕭紅

　　丁玲

　　本來就沒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覺得悶在窯洞里的日子太長。要是有更大的風雨也好，要是有更洶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來一陣駭人的風雨似的那么一塊骯臟的云成天蓋在頭上，水聲也是那么不斷地嘩啦嘩啦在耳旁響，微微地下著一點看不見的細雨，打濕了地面，那輕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飄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這會使人有遐想，想到隨風而倒的桃李，在風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風雨或浪潮，都更能顯出百物的凋謝和生長，丑陋或美麗。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決不是荒涼寂寞。而難于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人的偉大也不是能乘風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橫逆之來，而是能在陰霾的氣壓下，打開局面，指示光明。

　　時代已經非復少年時代了，誰還有悠閑的心情在悶人的風雨中煮酒烹茶與琴詩為侶呢?或者是溫習著一些細膩的情致，重讀著那些曾經被迷醉過被感動過的小說，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著一點溫柔的淚，那些天真、那些純潔、那些無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輕微的感傷，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飛逝了，早已飛逝得找不到影子了。這個飛逝得很好，但現在是什么呢?是聽著不斷的水的絮聒，看著臟布也似的云塊，痛感著陰霾，連寂寞的寧靜也沒有，然而卻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負著宇宙的時代所給予的創傷，毫不動搖的存在著，存在便是一種大聲疾呼，便是一種驕傲，便是給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決不會麻木的，我的頭成天膨脹著要爆炸，它裝得太多，需要嘔吐。于是我寫著，在白天，在夜晚，有關節炎的手臂因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為在微小的燈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沒有激動，也沒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靜，而且很富有寬恕，我很愉快，因為我感到我身體內有東西在沖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會看到將來，它使我跨過現在，它會使我更冷靜，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時代的那種無愁的青春更可愛啊!

　　但我仍會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著難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沒有自己的了。他工作著，他一切為了黨，他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他對名譽和地位是那樣地無睹，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么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于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余”，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斗歷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剛逝世不久的蕭紅，明天，我也許會想到更多的誰，人人都與這社會關系，因為這社會，我更不能忘懷于一切了。

　　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于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么會那樣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但我們都很親切，彼此并不感覺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們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接著是她隨同我們一道去西安，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春天。我們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談得是多么地少啊!我們似乎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

　　那時候我很希望她能來延安，平靜地住一時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戰開始后，短時期的勞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許比我適于幽美平靜。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于日常瑣碎，而策劃于較遠大的。并且這里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蕭紅卻南去了。至今我還很后悔那時我對于她生活方式所參預的意見是太少了，這或許由于我們相交太淺，和我的生活方式離她太遠的緣故，但徒勞的熱情雖然常常于事無補，然在個人仍可得到一種心安。

　　我們分手后，就沒有通過一封信。端木曾來過幾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約一星期前收到)告訴我，蕭紅因病始由皇后醫院遷出。不知為什么我就有一種預感，覺得有種可怕的東西會來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說：“蕭紅決不會長壽的。”當我說這話的時候，我是曾把眼睛掃遍了中國我所認識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于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于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憂竟成了現實，當我昂頭望著天的那邊，或低頭細數腳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壓制我喪去一個真實的同伴的嘆息。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個真實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們的責任還不只于打于局面，指示光明，而還是創造光明和美麗;人的靈魂假如只能拘泥于個體的褊狹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們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為這享受而做出偉大犧牲。

　　生在現在的這世界上，活著固然能給整個事業添一分力量，而死對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損失。因為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更被歪曲，被侮辱;聽說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是漢奸，那么對于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了。魯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詮釋，那么《生死場》的命運也就難免于這種災難。在活著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污蔑在等著，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和被處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惡毒，更需要毀滅的。

　　只要我活著，朋友的死耗一定將陸續地壓住我沉悶的呼吸。尤其是在這風雨的日子里，我會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經夠消磨我的一生，何況再加上你們的屈死，和你們未完的事業，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這風雨，寄語你們，死去的，末死的朋友們，我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為著你們的安慰和光榮。那怕就僅僅為著你們也好，因為你們是受苦難的勞動者，你們的理想就是真理。

　　風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邊的山頭上，明天將有一個晴天。我為著明天的勝利而微笑，為著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燈，平靜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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