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大碗-敘事散文

　　那時，鄉人吃飯用三種碗，大、中、小。三種碗都屬粗瓷，它們造型不規整，掛釉潦草，顏色有黑有白。白釉碗繪有藍色潦草的圖案，或概念中的花朵，或概念中的云朵，碗邊用麻繩樣的圖案收住。黑釉碗則是清一色的黑，有的黑中還透著暗紅。

　　中號碗用途最廣，鄉人吃飯多用它。小號碗屬于孩子，容量是中號碗的一半。大號碗的容量是中號的兩倍或更多，人們管這種碗叫缽碗，家里的壯勞力吃飯用它，有長工的人家，長工吃飯用它，那些年我們家里是有長工的。

　　女人們吃飯不用大碗，我母親卻有一只，這是她專用的，且每年只用一次，就是她生日那天。平時這只碗被倒扣在碗櫥一個什么地方，家人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這是一只白釉、藍花缽碗，碗身就繪有似云非云、似花非花的圖案，碗邊是隨處可見的麻繩圖案。

　　母親生日這天，家人才注意到這碗的存在，確切地說，當母親端起這碗時，我們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母親的生日了。

　　這時的母親不知從什么地方捧出這只大碗，自言自語地說："今天換個大碗。"然后不聲不響地把鍋里的飯盛入碗中，坐在自己剛勞作過的灶前，呼呼吃起來。那時灶膛的余火尚在，余火映著她那張平時就顯黑的臉，臉上只是一派的滿足，神情十分悠閑。

　　沒有人去向母親祝賀，幾歲的我和十幾歲的姐姐，只是站在廚房門口會意地交換著眼色。我們實在不知道如何去表達對母親生日的祝福，我們不會。那時的我們只知道這一天對于母親來說，有別于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她端出了大碗。

　　在平常的日子里，母親是一個不顯山露水的人，她少言語，多勞作，負責全家人衣食的運轉：棉花由花朵變成布，再變成衣;糧食由谷粒變成面粉，再變成飯。

　　有著一雙"解放腳"的母親從早到晚只是在家中行走。于是院中的各個角落就會傳出風箱聲、織機聲、刷鍋聲、叫ji聲、叫豬聲、棒槌的捶布聲，直到晚間的紡車聲。母親是沒有時間和我們說話的，待到說話時，她不得不把內容壓縮到最短。"走吧。"這是她催我上學了。"睡吧。"這當然是催我上床。"給。"那是她正把一點吃食交給我，是一塊餅子或一塊山藥。也許正是因了母親那簡短的吩咐和呼喊，我們做子女的才心領神會，無條件地接受著、執行著。

　　我奶奶卻是一位見過世面、說話嘮叨的人，她嫌母親把飯食做得單調又鮮少和她交流，常常朝母親沒有人稱地嘮叨著："給你說事，也不知你記住沒記住，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說就煎這兩條魚......"

　　她是說我母親煎的魚不合她的口味。當然，魚在我們那里是稀罕物，我娘不會做魚，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系從軍的祖父在南方居住過，對魚情有獨鐘。每逢這時，我母親面對幾條一拃長的小魚就顯得十分無奈，她不知在一口七仞大鍋里怎樣去對待它們。家中小煎鍋倒有，平時缺乏爐灶配合，只在春節時才立灶生火。

　　我父親說話幽默，便過來"打圓場"，他對我奶奶說："娘，魚這物件怎么做也是個魚味。"

　　魚的風波總會過去。母親還是會把做好的魚送給奶奶，就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奶奶面無表情地撕扯著它們，嚼著。日子還在繼續。

　　母親又端出了她的大碗，"又是一年春草綠，依然十里杏花紅"，每逢母親生日，家中的一棵杏樹都在開花。

　　有一年母親沒有端出她的大碗，那是1947年，北方農村大變革的年代，土地所有制要改革，社會各階層要平均，富戶就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命運轉折。

　　懂得政治的父親率先將多余的土地和房屋獻了出來，但事情并沒有結束，一個"深挖浮財"的運動又在繼續。"浮財"指的是地上和地下的寶貝。"挖浮財"要拿家中的女人說事，這種女人被稱作"富婆"。政策決定要把村中一班"富婆"按坐牢的形式集中起來，讓她們坦白交代。我家的"富婆"當屬奶奶了。

　　一天，當持槍的民兵要帶走奶奶時，母親站了出來，她對來人說："我去吧。"她邊說邊向門外走去。于是替奶奶服刑的母親便被帶到村中一個大牢似的大屋里。

　　那里集中著十幾名"富婆"。各家的飯要由各家去送，這時奶奶才取代了母親在家中的位置，以"二把刀"的手藝燒火做飯，送飯的任務則落到我的頭上。

　　奶奶把稀薄的稀飯盛入一個瓦罐，我信手從碗櫥上拿下一只中號黑碗，剛要出門，奶奶把一只大碗遞過來說："用大碗。"這是母親的大碗，我后悔自己沒有想到。

　　我低頭走過大街去給母親送飯，躲避著村人的目光，不知不覺想到一出戲里的唱詞："天無勢星斗昏，地無勢草無根。君子無勢大街上混，鳳凰無勢落雞群。"此時，我不自量地把自己比作落魄的君子和鳳凰。

　　走到"牢"門，經過檢查，我從"號"中喊出母親。我看母親在一個背靜處吃飯，她把飯盛在她的大碗中，想了想問："你想出來的?"

　　我說："是奶奶。"母親的嘴在碗邊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來。那飯很稀，先前我家做飯用兩升米，現在用半升。

　　母親饑不擇食地呼呼喝著，我看著母親少有的吃相，問："娘，你為什么在這兒?"

　　母親想了想說："這要問你大哥，他懂這里邊的事。"

　　我大哥是誰?他自抗戰初投筆從戎，現正在晉東南一個地區領導這場運動。

　　十幾年后，我問大哥："土改非得那樣搞嗎?"

　　他說："就得那樣搞，那是革命一個階段的需要。我在晉東南，也指示圈過人。"

　　這時大哥在中央一個專為制定農村政策的部門工作。那次見面，大哥專門問了母親的大碗。我說："大碗還在，那不是浮財。"

　　大哥笑笑，重復我的話說："那不是浮財。"

　　幾年后，時局歸于平靜，我們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親過上另一種生活了，便爭著搶著要把她從老家接出來。然而一個噩耗傳來--她去世了，得了一種沒有診斷清楚的胃腸道大出血的病癥。父親雖然是醫生也沒能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到父親的電話后，由省城回家奔喪，才發現為母親奔喪的兄弟姐妹，只來了我一人，他們或因路途遙遠，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順理成章地成了長子。出殯時長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禮中的重中之重。

　　父親決定，母親的喪事要按老規矩辦，且要辦得紅火熱鬧，鼓樂班、十八人抬的靈駕一應俱全。熱情的鄉親為母親買來嶄新的瓦盆，這時父親卻有了新意，他舉出了母親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說："摔它吧。"

　　我按照長孝子的規矩，痛哭著，跪在母親的棺前，舉著這"盆"朝著母親的棺頭，用力摔去，母親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著不僅是父親，也是全家人的心愿。

　　至今，我仍贊美父親的這一舉動，有了這舉動才完美了母親的喪事，也完美了母親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對這位女性的敬重。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從事著我的藝術事業，為研究民間的瓷繪藝術，我酷愛收集瓷片。為此我四處尋找、發現，還根據我對瓷繪藝術的知識，把瓷片編成系列。但每當我擺弄起瓷片時，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楚和遺憾--我的瓷片里沒有母親那只大碗的一星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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