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散文之釋文盲

時間：2024-07-29 20:59:47 散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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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鐘書散文之釋文盲

　　在非文學書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里發現了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然是份內的東西，確有一種意外的喜悅。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爾翻翻哈德門(Nicolai Hartmann)的大作《倫理學》，看見一節奇文，略謂有一種人，不知好壞，不辨善惡，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紅皂白，可以說是害著價值盲的病(Wertblindheit)。

錢鐘書散文之釋文盲

　　當時就覺得這個比喻的巧妙新鮮，想不到今天會引到它。借系統偉大的哲學家(并且是德國人)，來做小品隨筆的開篇，當然有點大材小用，好比用高射炮來打蚊子。不過小題目若不大做，有誰來理會呢?小店、小學校開張，也想法要請當地首長參加典禮，小書出版，也要求大名人題簽，正是同樣的道理。

　　價值盲的一種象征是欠缺美感;對于文藝作品，全無欣賞能力。這種病癥，我們依照色盲的例子，無妨喚作文盲。在這一點上，蘇東坡完全跟我同意。東坡領貢舉而李方叔考試落第，東坡賦詩相送云：“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識文章比作不別顏色了。

　　說來也奇，偏是把文學當作職業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厲害。好多文學研究者，對于詩文的美丑高低，竟毫無欣賞和鑒別。但是，我們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見多怪。看文學書而不懂鑒賞，恰等于帝皇時代，看守后宮，成日價在女人堆里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確無能力!無錯不成話，非冤家不聚頭，不如此怎會有人生的笑劇?

　　文盲這個名稱太好了，我們該向民眾教育家要它過來。因為認識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譬如說，世界上還有比語言學家和文字學家識字更多的人么?然而有幾位文字語言專家，到看文學作品時，往往不免烏煙瘴氣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語言學家云：“文學批評全是些廢話，只有一個個字的形義音韻，才有確實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國瞻仰皇后玉胸，只見汗毛孔不見皮膚的故事。

　　假如蒼蠅認得字——我想它是識字的，有《晉書.苻堅載記》為證——假如蒼蠅認得字，我說，它對文學和那位語言學家相同。眼孔生得小，視界想來不會遠大，看詩文只見一個個字，看人物只見一個個汗毛孔。我坦白地承認，蒼蠅的宇宙觀，極富于詩意：除了勃萊克(Blake)自身以外，“所謂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的胸襟，蒼蠅倒是具有的。它能夠在一堆肉骨頭里發現了金銀島，從一撮垃圾飛到別一撮垃圾時，領略到歐亞長途航空的愉快。只要它不認為肉骨頭之外無樂土，垃圾之外無五洲，我們盡管讓這個小東西嗡嗡地自鳴得意。

　　訓詁音韻是頂有用、頂有趣的學問，就只怕學者們的頭腦還是清朝樸學時期的遺物，以為此外更無學問，或者以為研究文學不過是文字或其它的考訂。樸學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韋(Sainte-Beuve)在《月曜論文新編》(Nouveaux Lundis)第六冊里說，學會了語言，不能欣賞文學，而專做文字學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只能找丫頭來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頭，你一抬舉她，她就想蓋過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頭不想學花襲人呢?

　　色盲決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還特別起勁。于是產生了印象主義的又喚作自我表現或創造的文學批評。文藝鑒賞當然離不開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現，我們想不明白。若照常識講，印象只能說是被鑒賞的作品的表現，不能說是鑒賞者自我的表現，只能算是作品的給予，不能算是鑒賞者的創造。印象創造派談起文來，那才是真正熱鬧。

　　大約就因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別花花綠綠;此中有無精神分析派所謂補償心結，我也不敢妄斷。他會怒喊，會狂呼，甚至于會一言不發，昏厥過去——這就是領略到了“無言之美”的境界。他沒有分析——誰耐煩呢?他沒有判斷——那太頭巾氣了。“靈感”呀，“純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種種名詞，盡他濫用。濫用大名詞，好像不惜小錢，都表示出作風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陳腐到發臭的比喻。

　　假使他做篇文章論雪萊，你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多少雪萊;你只看到一大段描寫燃燒的火焰，又一大節摹狀呼嘯的西風，更一大堆刻劃飛行自在的云雀，據說這三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就是雪萊。何以故?風不會吹熄了火，火不至于烤熟了云雀，只能算是奇跡罷。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簡直是一首美麗的詩”，你就知道下面準跟著不甚美麗的詩的散文了。這種文藝鑒賞，稱為“創造”的或“印象主義”的批評，還欠貼切。

　　我們不妨小試點鐵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創造的”改為“捏造的”，取“捏”鼻頭做夢和向壁虛“造”之意，至于“印象派”呢，我們當然還記得四個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為“摸象派”，你說怎樣?這跟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派根本否認在文藝欣賞時，有什么價值的鑒別。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則都是糟的。文盲是價值盲的一種，在這里表現得更清楚。有一位時髦貴婦對大畫家威斯婁(Whistler)說：“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東西，我只知道我喜歡什么東西。”威斯婁鞠躬敬答：“親愛的太太，在這一點上太太所見和野獸相同。”真的，文明人類跟野蠻獸類的區別，就在人類有一個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觀點。

　　因此，他能夠把是非真偽跟一己的利害分開，把善惡好丑跟一己的愛憎分開。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難分難解，而盡量企圖跳出自己的凡軀俗骨來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實用應付以外，還知道有真理;在教書投稿以外，還知道有學問;在看電影明星照片以外，還知道有崇高的美術;雖然愛惜身命，也明白殉國殉道的可貴。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椿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但是心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為自己辯護。

　　他了解該做的事未必就是愛做的事。這種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緊張時產出了悲劇，松散時變成了諷刺。只有禽獸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為它們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萬苦，從猴子進化到人類，還要把嗜好跟價值渾而為一，變作人面獸心，真有點對不住達爾文。

　　痛恨文學的人，更不必說：眼中有釘，安得不盲。不過，眼睛雖出毛病，鼻子想極敏銳;因為他們常說，厭惡文人的氣息。“與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奪其齒”;對于造物的公平，我們只有無休息的頌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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