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內有一副對聯

　　成都武侯祠的諸葛亮殿正中有一副楹聯極為受到矚目，那么這幅對聯又該如何賞析呢?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本聯為清人趙藩撰并書 。 趙藩(1851-1927年)，字樾村，一字介庵，晚號石禪老人，白族，云南劍川縣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冬十一月上旬，時任四川鹽茶使的趙藩游 覽武侯祠，追思諸葛亮治軍理政的成績，并聯想新任四川總督岑春煊備用武力鎮壓民眾的情況，遂書寫此聯。屈指算來，至今已百余年了。聯語雖意在“諷諫”，但 客觀上卻對諸葛亮一生用兵和施政的功業進行了高度概括和科學總結，從而發人深省，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上聯言諸葛亮的軍事成就，而其主要特點是“攻心”。所謂“攻心”，即從精神上或心理上戰勝對方，并使人心服。作者認為，自古以來那些真正懂得軍事的人并不在于“好戰”，而是注意從精神上或心理上摧毀敵人，也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解除敵對雙方的對立情緒，從而保持長久的安定局面。諸葛亮真正做到了這一點，他的“七擒孟獲”便是中國戰爭史上以“攻心”取勝的典范。諸葛亮北伐中原前，為了解除后顧之憂，曾于蜀建興三年(公元225年)三月先率軍平定南中。他采納 了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策略，對南中夷軍的首領孟獲“七擒七縱”，從而使得孟獲心服口服。當最后一次諸葛亮又要放孟獲回去時，孟獲便不肯走了，說：“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這樣一來，不但南中叛亂被很快平定，而且諸葛亮不留一兵一卒，南中社會仍能保持安定。更有意思的是，孟獲其人此后也擔任了蜀漢的御史中丞，孟獲手下的有些將領還參加了由諸葛亮領導的北伐。可見，這種化敵為友、化不 安定因 素 為 積 極 因素的“攻心”戰略，在諸葛亮的手中被運用得是何等純熟!而趙藩對諸葛亮用兵特點的把握也可謂深得其要領。

　　下聯言諸葛亮的“治蜀”，而其特點是“審勢”，即對形勢的準確把 握。經驗證明，只有對形勢的特點有了準確的判斷 之后，才能制定出與之相適應的政策，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否則，不明形勢隨意施政，則政策無論“寬”或“嚴”，都是注定要失誤的。趙藩認為，在“審勢”以 “治蜀”方面，諸葛亮也為后人做出了榜樣。事實正是如此。當劉備集團入蜀之初，法正就曾勸諸葛亮要學習“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緩刑馳禁，以慰其望”， 即應先施恩惠，放寬刑罰，以收人心。但諸葛亮通過對蜀地形勢的深入分析，卻得出了與法正相反的結論。他在著名的《答法正書》中指出，劉備入蜀與當年高祖入咸陽所面臨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秦朝政苛，高祖法寬，故能順應人民的意愿，從而促進國家的安定和生產的發展。但蜀中的統治者劉璋原本就暗弱，以致 形成了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中豪強專權自恣的散慢局面，如再對他們一味施行恩惠，只會縱容姑息，促使其氣焰愈來愈烈，不曉得什么是君臣之道了。對此，只能“威之以法”、“限之以爵”，這樣才能使人們感到恩惠之不易、祿位之可貴，從而令上下有節，人人守法，以達到社會安定、國家大治之目的。因此，諸葛亮對 蜀中反叛勢力的鎮壓毫不手軟，對一些違紀官員的處理也十分果斷。而蜀國經過諸葛亮這樣一番嚴刑峻法治理之后，不但沒有發生動亂，反而出現了“吏不容奸，人 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陳壽語)的社會景象。而對諸葛亮本人，也是“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大約岑春煊的治蜀不看 當時形勢，只知一味模仿諸葛亮的嚴刑峻法，以至弄得民怨沸騰，社會不寧，故而趙藩才有“后來治蜀要深思”之句。之后，岑春煊雖然暗中采納了趙藩的這一建 議，但卻對趙藩進行打擊，將趙藩由掌管全省鹽茶財政的鹽茶道而貶為邊遠地區的永寧道。

　　還要指出的是，趙藩的上下兩聯雖各有側重，但又是互相聯系、辯證統一的。用兵固然要“攻心”，而理政豈可不知人心?施政要“審勢”，用兵更要深明形勢，把 握時機。諸葛亮在通常情況下也都是將“審勢”與“攻心”兩者結合起來使用的，他的“擇主”，他的“隆中對”以及他對“赤壁之戰”形勢的分析和一系列運作，便是明顯的例證。漢末諸侯紛爭，群英并起，應該說其時可供知識分子選擇的“老板”是很多的，但諸葛亮卻選中了當時尚無立足之地的劉備。為什么呢?因為他通過對全局的綜合分析和深入思考(即所謂“審勢”)，已經預計到了天下將要“三分”，而自己只有加入到劉備集團，先促其“三分”格局的形成，然后再伺機統一 中國，以實現其“大一統”的愿望，這是其一;其二，劉備其人素以“仁厚”著稱，且是帝室之胄，較之曹操、孫權無疑更得人心。于是，諸葛亮在對劉備進行了多次考驗(即所謂“三顧”)并發表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即所謂《隆中對》)之后，遂出山相助劉備了。可以說，諸葛亮的“擇主”本身就已考慮到了形勢的特點與人 心的向背這兩方面的因素，而《隆中對》更堪稱是對這兩者的科學總結與遠景規劃。至于赤壁之戰前他到東吳的“舌戰群儒”，以及他對孫權、周瑜的“激將之法” 并最終促成了以少勝多的“赤壁之戰”的勝利，也無不體現出他對形勢的精辟分析和對不同人物心理的準確把握。可以說，“審勢”與“攻心”既是諸葛亮施政與用 兵的主要特點，同時，也是成就他千秋功業的重要原因。正因為趙藩抓住了這兩點，所以他的對聯也就成為百年名聯。而諸葛亮的成功實踐與趙藩的至理名言，又一起為后人的治軍治國提供了寶貴經驗，這便是直到今天我們還對此聯贊嘆不已并為之“深思”的原因了。

　　末了，關于趙藩其人還要再說幾句。趙藩崇拜諸葛亮，曾有過“小諸葛”的綽號。但自24歲考中舉人后，六次參加會試均落第。1893年他入京候選，因得岑家 (岑春煊家族)資助，被清廷授官并派往四川任職，先后擔任過籌餉局提調、署鹽茶道、永寧道等職，并兩任四川按察使。其為官，“察吏以嚴，愛民以寬”，寬嚴 得當，清正廉潔，以此政聲卓著。但隨著晚清時期反清愛國斗爭的日益高漲，他在“審勢”之后，政治立場開始有了轉變。這也就是他同岑春煊及后來的四川總督趙 爾巽發生分歧的原因。1907年同盟會員謝秉琦在敘府組織起義，事泄被捕，時任四川按察使的趙藩營救未果，憤而辭官。辛亥革命爆發后，趙藩接受蔡鍔為首的云南都督府的任命，主持滇西政務。1913年春趙藩曾赴北京任國會議員，然因反對袁世凱，又被袁所通緝，只得逃回云南。護國戰爭開始，趙藩擔任云南省團保局總辦。袁世凱死后，孫中山領導護法運動，在廣州組織軍政府1918年至1920,年間，趙藩又代表云南軍閥唐繼堯到廣州軍政府參與執政，并任交通部長。 1920年回到昆明，全心致力于地方文化事業，曾主持編輯《云南叢書》等。趙藩本人也能詩善文，有《向湖村舍詩》、《向湖村舍文鈔》、《桐華館夢緣集》、《小鷗波館詞鈔》、《介庵楹句輯鈔》等詩文集數種傳世。1927年，趙藩病逝于昆明，享年77歲，死后歸葬故里。1988年，趙藩墓被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列為該州的文物保護單位。這位終生崇拜諸葛亮并撰聯贊頌諸葛亮千秋功業的少數民族文人，最終也受到了后人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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