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的憂患意識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知道一些經典的詩歌吧，詩歌是表現詩人思想感情的一種文學樣式。什么樣的詩歌才經典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杜甫詩歌的憂患意識，歡迎大家分享。

　　一、憂患意識在杜甫詩歌中的體現

　　(一)杜甫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

　　杜甫關心國事，時時不忘國家的興亡，擔憂祖國的前途命運，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熱忱。他無比熱愛祖國，特別是在“安史之亂”發生后，詩人的喜怒哀樂完全是和祖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從中突出了他的愛國熱情和對祖國命運的憂慮之情。

　　安史之亂中長安城淪陷，雖山河依舊，但是人事已非，詩人面對國家的破敗不堪，對著三春的花鳥心痛得流淚，通過這常見的動作表達出憂慮國家、感時懷人的極其焦慮的心情。山河淪陷，他鼓勵朋友們“濟時肯殺身”“臨危莫愛身”，他堅信“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希望唐肅宗“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在投奔唐肅宗時自己不幸被叛軍捉住，第二年當他從叛軍手中逃脫時，寫下了“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的詩句。這時的杜甫悲痛欲絕，為國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熱淚，為君王的蒙難深切傷痛，為世事的無常無比感慨。在兵荒馬亂的戰爭時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來不及，卻仍抱著一顆心系國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這樣強烈的哀慟之情又怎能不讓世人為之動容。

　　當他聽到唐王朝的軍隊收復被叛軍占領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時，不禁“涕淚滿衣裳”， 這時的杜甫已經52歲，這年正月史朝義兵敗自縊，叛軍部將也相繼投降，至此持續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亂宣告結束。大亂初定，消息來得這樣出人意料，而這消息又是有關整個國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驚喜掉淚?“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詩人忽聞收復失地消息之后，無法抑制勝利喜悅與還鄉快意，流下了激動的淚水，可以看出，詩人的喜怒哀樂完全是和祖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

　　“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這詩句真切地表達了詩人對國家安危的憂患意識和對安定統一的強烈愿望。到了大歷三年，已經58歲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陽樓。登樓賞美景，看到祖國江山的壯美，詩人本來應該是充滿豪情壯志的，但是，誰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詩人關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邊關的戰事，他心系國家安危，為國家的多災多難而嘆息，發出“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是在杜甫的詩歌中我們總是看到他在流淚，那是因為國破家亡給他帶來的是錐心刺骨的痛啊!還有什么能比這更讓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對黎民百姓的擔憂

　　杜甫關心百姓，對底層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他的詩歌非常廣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對民生的憂慮。如他看到統治階級窮奢極欲，過著荒誕無度的生活，而百姓們卻挨凍受餓，甚至慘死街頭時，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揭露貧富不均的嚴重階級對立及民不聊生的現狀;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雜稅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發出了 “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的呼吁;看到戰亂死傷的殘酷景象，他寫下了“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戰亂中受盡苦難時，寫下了“兵戈既未息，兒童盡東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等等。這些詩句都是對戰亂中人民悲慘生活形象生動、具體真實的極其深刻的刻畫。在動亂的年月，杜甫最關心的是民眾的安危。杜詩中對悲慘世界的描寫之多，確實是空前的，他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來關注這一問題。一部杜詩，讓人無法飄逸輕松灑脫，也主要是因為他筆下常常發出的是感天動地的悲吟，畫出的是血淚闌干、尸骨縱橫的荒涼，是窮困潦倒的獨叟、寡婦、老嫗的眾生相。

　　雖然杜甫沒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難，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夠安定幸福，這種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詩歌中也時時流露。如“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表達了杜甫希望戰爭能夠盡快結束，讓農民能夠回到土地上去安居樂業，天下不再有驕橫的官吏橫征暴斂的愿望;對侵略自己祖國的敵人，杜甫也能報以仁德之心，“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讓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詩句所體現出來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個人生死利益的對民生疾苦的關心和憂慮。這已經超越了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立身準則，他強烈的憂民責任感已超過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詩強烈憂患意識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古典文學善于扣住倫理道德、政治的層面，懷著對國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關注，承擔著歷史留下來的各種精神負擔，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浸潤著濃郁的憂患意識。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比任何一個民族都要來得強烈。在中國歷史上最能深刻體現這種意識的學派首推儒家，我們在讀儒家經典時，總能在字里行間發現這種深重的憂慮感。如《詩經》中就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感嘆;《尚書?君牙》篇中亦有“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禮記》中說“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家學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更提出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命題……儒家的這種憂患意識往往與國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強烈責任感融為一體。他們敢于面對禮崩樂壞的現實，敢于承擔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們雖不是國家的當權者，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以天下國家為己憂，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這種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為積極的因素，也是杜甫從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爾泰說過：“這種沉重的情緒環境，這種憂愁的心理氛圍，正是中國詩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為一個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統思想的熏陶影響，他的感時傷國，就是從“忠君”“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正統思想出發的。這種憂患是與國家前途命運的盛衰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具有強烈的愛國熱忱。他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洞察國家、人民的隱患，他強烈地希望能夠為國為民排憂解難。“憂世心力弱”“憂國只細傾”“在家常早起，憂國愿年豐”“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他的這些詩歌無一不充滿著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和對民生的憂心。

　　(二)杜甫的憂患意識與他所生活的時代環境分不開

　　杜甫的憂患意識是他根植于個體的情感、生命的體驗，由精神、情感體驗延伸為時間、歷史體驗，進而帶有明顯的實踐理性的特點。

　　“安史之亂”發生前，杜甫在35歲時，來到長安求仕，滿以為從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然而，此時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開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極端腐化。不過，杜甫對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為通過忠臣的努力輔佐，國家仍可回到開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積極尋求從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舊屢屢受挫，他的經濟條件也日益惡化，他苦苦掙扎了十年，希望還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詩人在困守長安的時候，生活潦倒，在這“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聯百結”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視現實，認清統治者的罪惡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貧困和痛苦，因而在詩中發出了“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感嘆。于是對國家和民生的憂患在他的詩歌中開始有了越來越深廣的體現，杜甫詩歌中的憂國憂民的主導風格，就是在此期間開始逐漸形成的。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兵車行》《麗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為最，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亂”發生后，杜甫和難民在兵荒馬亂中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共同經歷了戰亂的痛苦。這就使他對人民的苦難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與認識，與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憂患意識就更加深重了，這種憂患思想，在其后數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號的殘酷現實中一直不斷地在滋長。他的詩越來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創作了膾炙人口的“三吏”“三別”。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熱愛，也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對象。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感，真正體現出了中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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