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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子建小說中的拯救意識
遲子建小說的拯救意識主要體現在對人性作向善的引導，具體是什么呢?
遲子建執著于在其小說當中構筑關于愛與美的世界，一方面，她用溫暖和詩意的筆觸把愛與美的生活直接呈現在小說之中，營造出一種單純而令人向往的和諧;然而另一方面，遲子建并沒有忽視生活和人性當中灰暗的一面，尤其是對于那些本性善良但由于性格缺陷、人性弱點等原因而犯下錯誤的作惡者，遲子建小說表現出一種對人性的拯救意識。而比起沒有立場地展現生活的罪惡、人性的丑陋來彰顯現實性的寫作，遲子建小說包含著更深意義的一點在于，其自覺地對處于墮落邊緣的人性進行拯救
一、人性的自省：道德觀念約束下的自我拯救
在遲子建小說當中，我們難以發現一種無藥可救的惡人，但是在人性弱點的驅使之下，某些人失去了善良的本性而成為了作惡者。然而，遲子建小說中普遍存在一種純樸的道德觀念，這使得作惡者內心也具有了一種無形的約束力，并及時警醒自我作出向善的改變。遲子建小說無意用現實的法律條文或其他硬性的手段對罪惡進行阻嚇、限制和清洗，因為這樣實際上是無法讓深藏人們心中的惡意徹底消除的。遲子建也曾表示：“我想世界上沒有徹頭徹尾的‘惡人’，他總有善良的一面會在不經意當中被挖掘出來。”其小說透露出的一種渴望是，只有寄望人們心懷善念、心存道德的底線和真正懂得反省自身的罪惡，才能讓世間的罪惡消失于人們的心中。
人性的自省所反映的是遲子建小說對人性向善的確信。《鴨如花》中的逃犯因為殺害自己父親而被捕，在被迫出逃之后唯一的目的就是到父親的墳前拜祭，以減輕自己的罪孽。《臘月宰豬》中懷著孩子的外鄉女，因為家鄉鬧災荒而來到禮鎮，騙取齊大嘴家有營養保證的生活并進行生育。在外鄉女的不辭而別后，卻來信每年要為齊大嘴做鞋作為補償。從書寫作惡者自我拯救這個角度看，遲子建小說一方面展示了人性的弱點，另一方面卻沒有因為人存在弱點而對人性產生懷疑。與之相反，遲子建力圖證明變動中的人性最終始終會向著善的方向復歸。
進一步講，遲子建筆下的作惡者自省動力來自于內心的道德觀念，因而其小說中的作惡者往往具有一種倫理認同的意識。而正因為認同倫理化的生活，曾經的惡行讓作惡者感到對生活的脫離和對倫常的破壞，從而產生了負罪感。這與西方基督教思想傳統當中人對靈魂與上帝深刻而沉重的拷問與懺悔存在不同之處，遲子建注重人性善惡本身的思考，但更注重道德對人的引導。《鴨如花》中的父與子、《臘月宰豬》中的“夫妻”，這些作品中的倫理道德關系是揭示人性走向自省的關鍵。
遲子建在表現人與惡行之間的關系上沒有落入消極的個人化或非理性化，相反以人倫化的角度闡釋人的自省意識，這與市場化年代中國文學的現象形成了對比。徐肖楠先生曾經論述道：“而市場中國的文學之手拽出了最污穢的生活卻并沒有放在陽光下，而是把它們置于更陰暗的地方，這些生活本來由于人們的羞恥感或表面的堂皇而壓制著、而藏匿在最隱蔽的角落，現在它們就像蟑螂一樣四處流竄。”遲子建沒有把人的惡行釋放出來，作為某種“現實”供人們閱覽。而更為重要的是，遲子建找到了靈魂救贖的道路，而非消極地任由人心之惡泛濫。
二、善意的包容：溫情力量對作惡者的感化與拯救
除了寄望作惡者的自我的拯救，遲子建小說還試圖用一種普遍的、人與人之間善意的包容來感化和拯救走向敗壞的人性。于是遲子建小說在面對罪惡的時候，一方面并沒有表現出疾惡如仇的非理性，而是以一片冷靜以及寬容的態度來面對這個世間的消極一面;另一方面，遲子建在其小說當中并沒有表現出對罪惡的無奈、恐懼與彷徨感，而是以一種廣泛存在于生活的善意暖流來消解人心中罪惡的念頭。遲子建小說在感化惡意、拯救失落的靈魂這一點上，與其小說所蘊涵的人文關懷是一體化的。
遲子建小說中善意的包容，是引導作惡者向善的一股溫情力量。這股溫情的力量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感化作惡者。她認為：“一個惡人向善，不能完全靠經文教條，因為經文教條太過間接，而生活中的溫暖，卻能直接感動人。”在遲子建的小說當中，生活是溫暖和諧的，而這往往襯托著作惡者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沖擊著作惡者躁動不安的靈魂。《蒲草燈》中的“我”因為殺害了偷情的妻子和五舅而逃亡到鄉下，在機緣巧合之下“我”走進了駱駝的生活。駱駝的日本妻子在中日建交之后帶上兩個女兒回到日本改嫁，而他卻沒有責怪妻子的“無情”，依然活在思念的溫暖之中，時時關心女兒和前妻的狀況。縱然駱駝和“我”的妻子都以某種方式與自己脫離了關系，但是兩人面對生活困窘的心態完全不同。駱駝以其豁達的愛澆滅了“我”心中的恨和惡意，致使“我”決意清洗自己的罪孽。如此一來不難發現，遲子建書寫溫情力量是在發現美，發現那些實實在在存在于生活而又容易被忽略的人間之愛。
遲子建小說用善意來包容拯救作惡者，而不是用某種“暴力”的方式與之對抗。《白銀那》中的馬占軍夫婦為謀取自己的利益，阻斷白銀那人民售魚的種種渠道，并提高用于鹽價，間接害死了鄉長夫人卡佳。但鄉長并沒有允許兒子的報仇行動，最后還呼吁鄉人原諒馬占軍夫婦。《晨鐘響徹黃昏》中的王喜林痛恨博士奸了其深愛的劉天園，但他并沒有用極端的方法去報復心理扭曲的博士。遲子建認為生活當中自有消解罪惡的溫情力量：“日常生活是多樣性的，多樣性的日常生活，當然會散發著人性中柔軟、可人的氣息。你無需刻意拾取，那種溫情的東西就會從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探出頭來。這種溫情有時就會有意無意地稀釋外部環境的荒蠻和殘酷。”于是遲子建小說當中的生活雖然摻雜著罪惡，但還依然能展現出一種淡然的氣質，而這種淡然是來自生活的包容性的。
三、善與惡的變奏：拯救困境的艱難突圍
遲子建小說努力地引導失落的人性向善，但她同時也似乎意識到拯救困境的現實存在：因為人性的復雜，善與惡在人的心中時刻可能發生變動。因而遲子建并沒有單純地把人性的拯救途徑歸結于簡單的自省――寬恕模式，她也承認人性是復雜而善惡交融的：“我覺得生活就是由善和惡構成的，而且善和惡在這里并沒有明確的分野。它們是膠合在一起的……善和惡在某個人身上或者在某件事情上，都是統一體，小說家要做的就是這種善惡交融的工作。”①但由于堅信人始終向善，遲子建敢于探索人性的拯救困境，以及調和善惡的變奏與沖突。
首先，遲子建小說探討了作惡者自救路上渴求得到他人原諒和寬容之難。我們可以看到人們面對已經得到懲罰、并努力自我拯救的作惡者時，其掩藏在寬容背后的偏見。一方面，曾經的受害者們似乎永遠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而并沒有平等地對待那些自我拯救的人;另一方面，受害者們還不斷地試圖從作惡者身上得到沒有止境的補償，這種做法無疑是一種人性的壓迫，實際上并沒有真正寬容那些渴求得到救贖的靈魂。《一匹馬兩個人》當中老夫婦們的兒子因為發泄鄰居薛敏的橫蠻而將其奸，在九年的牢獄之期過去后，鄰居胡裁縫不齒于為其做“臟褲子”，他再次走上犯罪之路，將看不起人的胡裁縫奸。正因為人們的偏見造就了人與人的不平等，作惡者的自我拯救無法取得人們的信任，其得救的希望也就被湮沒在這種偏見之中了。
但從另一方面看，遲子建小說意識到人性自省的拯救方式同樣存在困境。像《一匹馬兩個人》中的悲劇竟然在同一個人身上出現兩次，這也表明遲子建并不是單純地把善惡問題一分為二的。作惡者重復犯錯的例子證明，人性有的時候是難以自救的：家人遭遇欺負，性格孤僻的他唯有用他自認為可行的方式保護家人。即在道德的善惡判斷面前，作惡者是受到多方面的影響的，內心的道德尺度此時可能是無效的。要把人的善惡和切身利益徹底分開是難以達到的，更何況這時的惡行在我們看來多少值得唏噓和憐憫。
總之，無論人性的拯救在善惡變動當中處于怎樣一個困境當中，更為重要的是，遲子建小說拯救意識的最終指向是人心靈的純凈。要達到人性的純潔縱然需要面對許多困境，然而在遲子建的小說當中，我們能看到一絲希望，那就是只要人們心中有善念，他們在人性的拯救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境都有突圍的希望。
四、結語
從遲子建小說的審美理想來看，純凈的人格與靈魂是構成美的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遲子建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只要人的靈魂堅定地渴望純潔，那么曾經的惡念也同樣可以從人的靈魂當中得到凈化;我們同時也看到世間的溫情力量可以感化和包容世間種種自省中的靈魂，使得理想中詩意美好的生活越來越接近現實。而隨著寫作年月的增長，可以期待的是在遲子建將會繼續堅守這份拯救的立場，并在其小說當中不斷建構和完滿其關于愛與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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