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中的“母愛”主題

　　導語：世紀作家冰心以“愛的哲學”見證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也見證了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近百年以來，冰心“愛的哲學”主題――母愛、兒童之愛、大海(自然)之愛，已經成為幾乎所有批評家、作家、學者、讀者詮釋冰心的思維定勢。

　　無處不在的母愛

　　由于從小生長在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中，冰心切身感受更多的是祥和的親情之愛和深切的母性之愛。母愛是冰心生命深處最真切的體驗，是冰心畢生歌頌和追求的主題。同為“五四的女兒”，和廬隱筆下“新女兒”與“舊母親”之間劇烈的母女沖突不同，冰心與母親的關系永遠是和諧的、完美的。在《繁星・八十》中，冰心給我們描繪了一幅親密無間、其樂融融的母女圖：

　　母親呵!

　　我的頭發，

　　披在你的膝上，

　　這就是你付與我的萬縷柔絲。

　　這樣的母女正是女性主義者在“母親的花園里”追尋的最理想化母女。在冰心的意識里，母親永遠是女兒的避難所，是最堅實的依靠，“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往事一》)③冰心筆下，母親不僅是風雨來臨鳥兒歸巢時的偎依，而且是憂傷時“靈魂的安頓”(《繁星・三三》)，最后，要拋棄心外的湖山，歸依母親，與母親融為一體(《春水・九七》)。

　　在母愛的這種獨特經驗下，冰心感受到了自然的母性情懷：

　　小小的花，

　　也想抬起頭來，

　　感謝春光的愛――

　　然而深厚的恩慈，

　　反使她終于沉默。

　　母親呵!

　　你是那春光么?(《繁星・一零二》)

　　由此，“自然之愛”是“母愛”的表現形式，“自然”即“母親”的化身，“我”與“自然”融為一體，而“自然”又與“母親”融為一體，“我在母親的懷里”，“母親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零五》)冰心試圖向我們傳達她形而上的人生感悟――回歸自然就是回歸母體，就是回歸生命，母親則是生命的起源。

　　而自然的本質是純真，純真的最好體現只有“嬰兒”，“除了宇宙”，“最可愛的只有孩子”，(《可愛的》)在孩子身上，冰心再一次印證“母愛”的無私與偉大。

　　冰心筆下的“童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作家直接謳歌兒童純樸、率真的天性，如《繁星・四三》：

　　真理，

　　在嬰兒的沉默中，

　　不在聰明人的辯論里。

　　另一方面，作家通過“孩子”這一形象寄寓自己的“母愛”理念，“孩子”只是“母愛”表現的客體。她的“孩子”形象以“童真”的形式，卻如母親般成熟地給予人們生存的理想和信心。譬如在《超人》中，十二歲的孩子祿兒的深夜呻吟，使“冷心腸”、信奉尼采“超人”哲學的青年何彬從沒有愛的孤獨生活中產生了對過去尤其對慈愛母親的追憶，從而震撼了未泯的善心。如果說何彬對祿兒的幫助“里面不含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超人》)，那么，他靈魂的真正復活、愛的最終實現則始于祿兒成人般理性的一封信：

　　“……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么?她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

　　“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超人》)

　　祿兒成為何彬母親的現實體現者，引導何彬完成了成長的道路。《最后的安息》中，城里小女孩惠姑對素昧平生的鄉下小姑娘翠兒的同情與關愛，也是建立在一種 “母愛”式的情懷上。同樣，在《世上有的是快樂與光明》中兩個在海邊玩樂的孩子，之所以能讓一個在社會現實中絕望尋死的青年放棄走“那條黑暗悲慘的路”，源自他們身上對他人具有的母親特征的關愛和智慧。這類“小母親”形象直到20世紀50年代創作的《小桔燈》中，仍然依稀可辨，她鎮定、勇敢、樂觀的精神鼓舞和感召著處在迷惘中的人們。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童真、自然，在冰心的愛心文學體系中，其實都是冰心“母愛”意象的延伸。④在這個三位一體中，冰心以“母愛”為核心探尋永恒的存在，在自然萬物、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的“母愛”中，“世界便是這樣構造起來的!”(《寄小讀者》)

　　“母愛”的文化資源

　　正如吳文藻所言，冰心是一個“新思想舊道德兼備的完人”⑤，她的“母愛”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中。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崇孝道、重秩序， “在這樣一個差序社會里，人們的社會關系是由內及外、由下及上、由母及父的。”⑥母親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社會秩序的象征受到格外尊崇，如剜肉救母、沉香救母，以及佛教中目連劈山救母等即為古代尊母、孝母的極端體現。在這里，母親代表的已經不僅僅是個體的存在，而是源于儒家文化“為有源頭活水來”的祭祖、拜祖意識，“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⑦所以，在“凱風”⑧般母愛情懷的沐浴下，孟郊《游子吟》唱出了“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母子深情。究中國儒家“尊母”文化的內在原因則在于，母親在“相夫教子”的功能上潛在地維護了封建等級秩序，孟母三遷，岳母刺字，在一定意義上傳達了母親在國家人才培養和個人成長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從而建構了國家、社會的秩序。正是基于這一點，近代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人士提出了“強國保種”論，近代婦女先驅呂碧城、何香凝等提出了“國民之母”論。冰心作為一個女性，無論在溫儒敦厚的母親楊福慈身上還是在自己的切身生命體驗中，都感受到了中國母親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并將其推廣為民族的推動力量，尤其為個人得以拯救的源泉。

　　“母愛”的政治資源

　　如前所述，由于母親在文化建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解放婦女的目的之一就是欲通過受教育的女性培養救國救民的下一代。在此背景下，解放婦女、歌頌母親，就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尤其是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母親形象無論在男作家筆下還是女作家筆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美國學者夏麗(Sally Taylor Lieberman)在《母親與現代中國的敘事政治》(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8)一書中指出，“母親”在20世紀早期的作品中“是中國現代性的重要形象代表，她代表的不僅僅是母親，而是現代知識分子想象的、在理想社會中心的人際關系”，“這個理想化的母親實際上是構想中的中國現代性的中心形象”。⑨

　　如夏麗所述，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普遍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對男女的“自然性”深信不疑，“母愛”被看成“最自然”的愛，是未來“自然而正常”的社會基礎，與中國傳統社會人為的、虛假的人倫關系格格不入。所以，“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母親的形象就這樣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她是種族進化和社會進步的化身，她的愛為創建有人格的人和現代人際關系奠定了基礎，她將正確地撫育未來中國民族的建設者”⑩。

　　在男作家筆下，“現代兒子”在同“傳統父親”反叛的同時是對“母親”的迷戀，對從壓迫的家族關系中解放婦女的強烈呼喚。夏麗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產生了史無前例的“俄狄浦斯”故事，如陳白塵的《報仇》、廬隱的《父親》、茅盾的《動搖》、曹禺的《雷雨》等，基本情節都是兒子愛庶母。

　　在五四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冰心一方面響應著時代的號角，賦予“母親”新時代的特色，一方面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書寫無所不在的大母精神。這個母親是“新母親”，“除了治家”外，她有“現代人的頭腦”，“對新文化運動感興趣”，“對于政治也極為關心”。(《關于女人・我的母親》)“新女兒”見到了“新母親”，如同魚兒見到大海，是母女一體、神人合一的境界。

　　“母愛”的宗教資源

　　冰心對母親的歌頌從個人的生命體驗出發，最終上升到了宗教信仰。錢杏�對冰心的母愛進行了經典性升華：具有為生命立基的唯一性、超越時空的永恒性、靈魂奔趨的神圣性、分擔苦弱的救世性。11據此進一步認為，“冰心話語中的母親，不是人間母親，而是神圣母親。她是上帝，是基督，是彌賽亞。到此，冰心愛的詩學中的愛是母親，母親是愛，就轉化為了：愛是上帝，上帝是愛。”12母親成了冰心心目中的神，成了冰心的上帝。“又試問鴻蒙初開時，又哪里有貧富貴賤，這些人造的制度階級?遂令當時人類在母親的愛光之下，個個自由，個個平等!”(《寄小讀者十二》)這里自由、平等的鴻蒙之初是《創世記》第一章上帝創造萬物之時的隱喻，母親就是上帝。她創造生命，“誰無父母，誰非人子?”她無所不在，和諧的自然、純真的嬰兒都是母親在場的體現。她就是“愛”，“上帝創造了她，就是叫她來愛，來維持這個世界。她是上帝的化工廠里，一架愛的機器。”(《〈關于女人〉后記》)而“愛”就是上帝，就是基督。在冰心的意識里，母親和上帝像亂絲一樣彼此無法解開，因為母親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母親：

　　太陽怎樣的愛門外的那棵小樹，母親也是怎樣的愛我――“母親”?這兩個字，好像不是這樣說法的，只是一團亂絲似的。這亂絲從太初就糾正了我的心;稍微一牽動的時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靈魂那時候卻是甜的。這亂絲，世上沒有人解得開，上帝也解不開――其實上帝也是一團亂絲，母親也解不開。(《瘋人筆記》)

　　由此可見，冰心所贊美的母親與宗教的上帝之間所反映的是一個母系宗教的問題。13從女性主義神學的角度看，冰心之所以不遺余力地歌頌母親，乃是因為母親是上帝的一個維度、一個位格，換句話說，就是上帝是一個母性的上帝，歌頌母親即是歌頌無所不在的上帝、歌頌無所不包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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