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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杜陵叟》詩歌鑒賞
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
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廣大地區和長安周圍，遭受嚴重旱災。這時白居易新任左拾遺，上疏陳述民間疾苦，請求“減免租稅”，“以實惠及人”。唐憲宗總算批準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罪己詔;但實際上不過是搞了個籠絡人心的騙局。為此，白居易寫了《輕肥》和這首《杜陵叟》。
這首詩在禾穗青乾，麥苗黃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現出兩個頗有戲劇性的場面：一個是，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災民們“典桑賣地納官租”;接著的一個是，在“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里胥才慢騰騰地來到鄉村，宣布“免稅”的“德音”，讓災民們感謝皇帝的恩德。
詩人說他的這首詩是“傷農夫之困”的。“杜陵叟”這個典型所概括的，當然不僅是杜陵一地的“農夫之困”，而是所有農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詩人對“農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當寫到“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的時候，無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用“杜陵叟”的口氣，痛斥了那些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不顧農民死活的“長吏”：“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作為唐王朝的官員，敢于如此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他的勇氣。而他塑造的這個“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萬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反抗精神而閃耀著永不熄滅的藝術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正面寫“長吏”只用了兩句詩，但由于先用災情的嚴重作鋪墊，后用“我”的控訴作補充，中間又揭露了封建社會最本質的東西，所以著墨不多而形象凸現，且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農民遭災，卻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現實以博取皇帝的歡心，這個長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嗎?“明知”夏秋兩熟，顆粒未收，農民已在死亡線上掙扎，卻硬是“急斂暴征求考課”，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質的東西嗎?
從表面上看，詩人鞭撻了長吏和里胥，卻歌頌了皇帝。然而細繹全詩，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對于長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課”;對于里胥的刻畫，著重于“方到門”：顯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課者，考核官吏的政績也。既然長吏們“急斂暴征”是為了追求在考課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課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權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方到門”來宣布“免稅”的“德音”，難道會沒有人支持嗎?事情很清楚：“帝心惻隱”是假，用考課的辦法鼓勵各級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詩人能懷著“傷農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過筆下的藝術形象予以揭露，是難能可貴的。
事實上，當災荒嚴重的時候，由皇帝下詔免除租稅，由地方官加緊勒索，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任務”，乃是歷代統治者慣演的雙簧戲。蘇軾在《應詔言四事狀》里指出“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催’之語”(在唐代，皇帝的詔書分兩類：重要的用白麻紙寫，叫“白麻”;一般的用黃麻紙寫，叫“黃麻”。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寫的“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朱繼芳在《農桑》里所寫的“淡黃竹紙說蠲逋，白紙仍科不嫁租”，就都是這種雙簧戲。而白居易，則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這種雙簧戲的現實主義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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