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白居易的簡介，歡迎閱讀與收藏。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后遷下邽(今天的陜西省渭南市臨渭區)。白居易父親后來在河南鞏縣當縣令，和當時鄰居新鄭縣令是好友，見新鄭山清水秀，就舉家搬遷到了新鄭，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新鄭縣(今河南新鄭)東郭宅，在新鄭生活到12歲，后為躲避中原戰亂轉移到江南。遷居卒于武宗會昌六年。是另一文學家白行簡的兄長。
白居易自幼聰穎，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破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白了。至今還有他出生七個月“略識之無”和初到長安“顧況戲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詩不僅在中國，在日本和朝鮮等國都有廣泛影響，他還與元稹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
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故號“香山居士”。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陽，葬于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后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最為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賣炭翁》等極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較為有名。 鄧肖達曾說：“正是因為白樂天的詩老嫗能解，才確立了他的詩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石像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
晚年與“詩豪”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刺諷喻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后世詞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賣炭翁》《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問劉十九》《買花》《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等。
白居易為官之路：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后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并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 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文學成就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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