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下鄉駐村不是暗訪是明查的散文

　　我在電視臺當編輯的時候，組織部要求各單位選派得力的黨員干部，下鄉駐村開展工作。訪民情，解民憂，暖民心，心為民所想，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我被選中了。

　　我來到鄉鎮的村里。村干部表現的就有一些不一樣。一見面，村干部就說：“外村下派的都是一般的干部，為我們的村里選派了電視臺編輯。電視臺記者就不是很多，編輯比記者更少，下來一次，更不容易。編輯來了，住幾個月，好像我們村里有什么情況一樣。我們村干部有壓力呀。你們不是來我們村里‘暗訪調查’的吧？外村的干部說：‘編輯權力不小，照顧不周，你們就是一個倒霉蛋村干部。’我們可不敢得罪電視臺的人呀。”

　　我看見村干部笑著說話，我也是開玩笑的說：“其實，我們就是普通的工作隊員。不是暗訪調查的，而是明著訪問調查的。現在流行的說法：是調研、論壇。想寫一寫新農村的新變化，發展過程中的新情況。不著急，三個月的`時間，你們想一想，我也想一想，你們提供情況，幫助我完成了這一篇調研報告，我就感激不盡啦。先謝謝你們了，你們是基層的村干部，最有發言權了。”

　　“我們沒有得罪你們電視臺的吧？別人下鄉駐村，都是給村里幾萬元錢。你們電視臺也不是窮單位，給我們十萬、八萬應該不成問題吧？最少也要給我們五萬元錢吧？你們給錢，我們不讓你們吃虧。我們村干部、群眾代表敲鑼打鼓給你們送錦旗，你們自己的記者，一拍錄像，馬上就是縣里的頭一條新聞。你們很風光的。”

　　“這樣好呀。你們自己的記者很方便的。你們電視臺的廣告費一年可以賺幾百萬元。給我們十萬，不應該再少了。建好學校、修路綠化，在村里給你們立一塊‘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電視臺就是我們村里的大恩人。怎么樣？”

　　“我想，電視臺不會給你們錢的。錢的事情，我不能表態。局長、臺長幾個領導才有權研究給錢的問題。我就是想寫一篇調研報告，希望你們配合一下，提供一些材料。”

　　三個月時間，村干部提供了不少材料，群眾也是熱心提供材料，外村的的黨員干部群眾也是有提供材料的。估計這是誤傳，真把我們當成“暗訪的焦點訪談下派記者”了。村干部來幾次，再三交代說：“千萬不要曝光呀。我們村干部工作難度大，壓力多。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我們有問題，你們可以當面批評，我們及時改正。我們不知道，組織部是怎么想的，把你們電視臺的編輯派給我們村。外村的村干部在看我們的笑話。”

　　“我們不是來曝光的。就是想寫一個調研報告，寫好之后，你們可以看一看，咱們再修改幾次，就是為了新農村的建設更美好、更和諧、更健康的發展。現在，我的提綱已經有了，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村干部一邊看，一邊說：“編輯就是不一樣，我們每天看見的事情，就是寫不出來。你們的思路寬廣，很好，很有水平的。”

　　三個月之后，我的調研報告就完成了。題目是：《三十年土地承包政策不變，應根據人口變化及時調整責任田》。

　　我收集的材料不少。有的農戶兒子在分責任田的時間還沒有出生，沒有責任田，兒子大了，娶妻生子，又是沒有責任田。過去種責任田需要交公糧，種地不種地，無所謂的，賺不了幾個錢的。現在不同了，不但不用交公糧，而且還給有責任田的村民幾十元錢的“種糧補貼”，誰家里人多責任田少，就顯得不公平了，都是共和國的公民群眾，有戶口，有身份證，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應該享受到同樣的陽光呀。有的農戶，就不同了，家里人少了，老人去世多年仍然有老人的責任田，女兒出嫁了，責任田也沒有帶走，責任田不是嫁妝呀，兒子考上大學，在城里工作，家里仍然有他的責任田。兒子在城市了結婚生子，很愜意的，喜氣洋洋。有的農村，自己決定，五年就調整了一次責任田，大家沒有太大的意見。有的農村十年調整了一次責任田，農民也是可以接受的。有的鄉鎮農村，二十多年過去了，至今仍然沒有調整一次責任田，不是農民不想調整責任田，而是沒有出臺相應的“責任田調整辦法”，干部黨員害怕麻煩，害怕某一些人有意見，害怕出現新的不公平，得過且過，所以，農村選舉“村主任”多次，仍然無人提起調整責任田。

　　我寫好了調研報告，郵寄了幾家媒體，都沒有回音。有不少村干部、黨員、群眾建議我，在網絡媒體上，幫助新農村的黨員群眾呼吁一下，我們希望公平、公正、公開，我們盼望合理、合情、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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