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的消亡-散文欣賞

　　想來在我所接觸的文種中，可能雜文是最說不清的文體，說它不清楚可能是它與別的文體的界限不明朗，在我的認識當中，雜文大概一直是歸之于大的散文概念之中，雖不得體，但也沒有別的什么更好的方法。想來在此之前，讀過最多的雜文大約就是魯迅的了，所以映象一直比較深刻，可也確沒讀出雜文應該是怎樣的情形，因為一開始讀的時候并未將他的東西當成雜文來讀。只是到了后來才知道那叫雜文。后來又接觸了柏揚、李敖等海那邊的一些自稱是雜文的文章，輔天蓋地，山呼海嘯，卻是明白了一點，那就是以諷為主的小文章便可稱之為雜文，可他們的文章卻是和魯迅的東西偏不是一脈相承的玩意。

　　于是便有人將雜文搞得很高尚的樣子，似乎在文字方面唯有雜文能憤世忌俗，最起碼它不是媚俗的東西，現(xiàn)在人們已經將自己高尚的標準訂得相當地低了，只要不是拍馬屁的，不是黃色的，敢于說一些實話的，那就可以說是高尚的了。至于將這些變成了文字，那就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倘若還敢坐在電腦前，敢碼一些罵人的文字，那就可以稱之為文化戰(zhàn)士了。作為戰(zhàn)士，且是文化方面的'，便會自覺不自覺地萌發(fā)一種使命感，有一種在心理上并不太成熟的優(yōu)越感。憑著這種感覺慢慢地就可以變得肆無忌憚地亂罵一通，凡是有人叫好的罵都可以稱之為正罵，似乎一般的百姓喜歡，用雜文行罵之道，總來得比街角上指著對方的鼻子大罵其長輩的生殖器要來的高級一些。

　　雜文也許是中國人的一種獨創(chuàng)，這我得不到認何的考據，只是根據我平日的觀察，在中國近百年的文壇上，歷數一下，怕是二三十個比較有名的雜文大家是可以挑出來的，而在于歐洲乃至美洲等異邦，卻橫豎也挑不出幾個一般的雜文家。是他們的社會甚至于他們的道德倫理比我們要先進多少年嗎？這好像說不太通，他們不也是從蠻荒步入文明的嗎？是他們的文學素養(yǎng)不抵我怏怏大國么？好象也說不得不通，我們一般只敢在家中說自己多么多么大，到了外面，就不敢說自己多大了，只能說是發(fā)展中的國家，寧可將英聯(lián)邦或葡萄牙等國說成是大國崛起，卻不能說自己多大，遠還不及滿清時代，被人打得找不著北，卻還硬撐著大清帝國如何如何。不論大與小，人家有人家的文學，盡管在大學課本上，中國文學是分為古典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來講的，有的課本還有當代文學，給人的感覺是現(xiàn)代不如古代，當代不如現(xiàn)代。而外國文學卻只有一門，從古至今挑了幾十篇，不說人家質量如何？但至少不是越來越差，因此也不能說，中國文學不比人家先進多少？

　　那國外人為何不鐘情于寫雜文呢？這也許可以做一個課題來研究，對于社會弊端的揭露向來是文學家們的本能，比如法蘭西的巴爾扎克一部《人間喜劇》幾十部小說，將法國各廂人等之面貌展露無遺。俄國大作家果戈理以諷刺丑惡來警醒人間，他說，“我要在《欽差大臣》中，將我所知道的所有俄羅斯的一切丑惡，集于一堆，來集中地嘲笑它一次。”那么在我國呢？這樣的作家也不乏其人，但遺憾的是表現(xiàn)的面太過于狹窄，要么寫自己的經歷的一些事，要么就寫身邊熟悉的人或事，在其手法上或隱或澀，象個小腳女人在那里跳芭蕾。而國外的一些有思想的卻少有這種羈絆，想說什么就光明正大地說，如果揮舞的武器是小說，那就用形象的刻畫來體現(xiàn)社會的形態(tài)，如果是涉及比較復雜的體制，那就用有論點論證的文章來表達，比如英國詩人雪萊不僅會寫美妙的情詩，他還寫了《關于在整個王國實行選舉制度改革的建議》等一大批政治論文。這不比我們那些只會叫喊著要用國家來養(yǎng)的所謂作家們要高尚一些么。

　　由此，我可以得出一個淺顯的結論，雜文的產生是與國人的性格而產生的。性格有的時候是可以決定命運的，國人的性格大多是喜歡旁敲側擊式的，也就是所謂的策略式地進攻，這種進攻方式的好處是退可以有出路，進可以左右旁觀。因此一些有良知的文化人就喜歡用雜文的形式來針貶時弊，譏諷不公，對于寫的人或看的人都是一種痛快，卻往往是搔癢隔著靴子，看著力氣用得很大，卻沒有落在長著膿瘡的皮膚上。但我們仍不能否認，雜文從其形式或內容上，客觀地反映出人們認識上的一種覺醒，可以說，雜文使我們的這個社會開始變得不平靜起來，它像一塊磚一樣的高高舉起，不一定能砸得下來，即使砸下來也不定會致人傷殘，但它確實讓有些人從心底里覺得不舒服。

　　雜文的聲音是弱小的，這是雜文的本質，在某種程度上它保持了一種與主流觀念的非本質對抗。魯迅曾說過：“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魯迅先生的這段話倒是道出了雜文的真諦。而現(xiàn)在的雜文則已呈出奄奄一息的疲態(tài)，這種疲態(tài)的產生也體現(xiàn)了人們的另一種心態(tài)，現(xiàn)實的東西總是比良心更加地重要，它將雜文變成了一種實實在在地工具，這個工具可以是匕首，也可以是按摩撓子；可以是投槍，也可以是抬轎的扛子。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它總是以雜文的形式存在著。因此我們現(xiàn)在指望用雜文來說真話確實是太難了，我們只能祈望別說太假的話，保有一點勇氣，保有一點尊嚴，哪能怕這種尊嚴只是你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展現(xiàn)出來，也表現(xiàn)你在有些時候的真實。

　　如此一來，我們現(xiàn)時還能看到作為可以有限地“保持異議”的一種方式存在的雜文嗎？我們已經消亡了許多帶有時代印記的物質，比如“傷痕文學”，比如“朦朧詩”，可能我們目前仍有大量面世的雜文正在走向消亡的不歸之途，它也許是小品，或者是思緒的碎片，但它不是戰(zhàn)斗的，不是思想的，也不是大眾的，更不是弱者的，它只是在寫法上顯得很零亂的文字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