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 2002-08-28 文志傳
日前看到新華網的一則報道，深圳將用5年時間全面施行校長職業化。我以為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深圳又跨了一大步。
我想起另一則消息：2000年美國哈佛大學選聘新校長，有人推薦即將卸任的總統克林頓和副總統戈爾。據當時的民意顯示，兩人當選的呼聲都很高。但出人意料的是，哈佛大學聘任委員會對此類呼聲根本不予理睬。為什么？校方解釋說，像克林頓和戈爾這樣的政治精英，可以領導一個超級大國，但不一定能領導好一所大學。領導大國和領導大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領導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豐富深厚的學術背景和涵養，而克林頓和戈爾不具備條件。
深圳全面施行校長職業化的改革，正是從學校與政府的不同性質來考慮的。學校不是政府，校長不是官。教育是事業，校長當以事業為本，是事業家，更是教育家，至少是半個教育家；教育即使作為一種產業，校長也只能兼有企業家的角色，而企業家顯然也不是官（盡管企業領導曾經是官，但市場經濟浪潮卷去了他們頭上的官帽，因為做官是管不好企業的）。校長同樣如此，可惜他們依然還在做官。
嚴格地說，校長本來就該是教師，懂專業，但這遠不是當校長的充要條件。跟一般教師相比，校長要有管理教育、教學、科研的知識結構，而且善于不斷更新知識，掌握教育、心理以及管理科學的最新成就，只有這樣才能按照教育教學規律組織以教學為中心的各項活動。毫無疑問，這要求校長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學、科研的組織和管理中去。正如陶行知先生在《整個的校長》一文中講的：“國家把整個的學校交給你，要你用整個的心去做整個的校長。”然而校長一旦做官，成為官場中人，就會慢慢離開課堂，離開自己的崗位，疏遠教師疏遠學生，天長日久，難免不淪為編制在學校的官僚。
長期以來，校長被牢牢地捆綁在“官本位”的馬車上，即便不想做官卻不得不做官，正所謂“人在官場身不由己”。政府行政部門的千條線，往往都要穿在校長這眼針上，學校也就不得不衙門化，既增加校長職位數，又增加與行政機關基本對應的處室。各種各樣的會議，不管與教育有無關系，動輒命校長參加；各種各樣的檢查，校長也要去應付。上面來個小科長，甚至來個小辦事員，校長也得以官場禮儀待之。如此送往迎來，不堪重負徒喚奈何。要錢要物要人，校長哪有？錢要“跑”物要“跑”人也要“跑”，比如想進個教師，不光要跑教委，還要跑人事局跑財政局，少拜一個菩薩也別想辦成；而要辭退一個不合格的教師，校長幾乎沒有這個權力。試想，在這樣的環境中，誰還能“用整個的心去做整個的校長”？
由此看來，校長做官乃是一種體制病，是“官本位”體制使然，即校長的選拔、任用和管理，完全套用政府行政級別的辦法，誰行誰不行，全由上一級黨政領導說了算。這樣的體制，顯然違背了教育教學活動本身的運行規律。論其弊端，總而言之，一是使得校長的權力限制在只能對上負責的范圍，上面不滿意，師生再擁護、社會再叫好也白搭；二是得設置各種機構與行政部門對應，學校無形中變成了“小政府”；三是給不具備校長資格的人開綠燈，一些跟教育毫無關系的官員，忽而搖身一變成為一校之長，這種現象絕非個別；四是把官場惡習帶進了學校，使圣潔的殿堂滋生腐敗的病菌。
職業校長相當于職業經理人，深圳市的改革，把校長從政府行政部門解脫出來，面對市場、競聘就業，可以使自主創新意識和敬業精神得到強化。校長職業化機制的建立，顯然有利于改變教育脫離經濟規律、脫離社會的現狀，變單一、封閉式辦學為多元化、開放式辦學，相信這一改革也將對深圳的發展產生更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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