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宇
前面的話
1.很明顯“創造”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文學科幾乎已等同于“異想天開”，于是如果你說我今天講的話都是廢話都是別人講過的話，那么我會表揚你今天很乖很聽話。
2.本文的話題“雅”與“ 俗”在日常經驗下的區別為貝多芬與張學友，《紅樓夢》與《絕對隱私》，海子與汪國真之間的差異。當然，今天我將此類概念局限到文學范疇，僅僅是因為那是我的興趣所在。
3.提示：“媚”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巴結，奉承，討好。
關于媚俗
“媚俗”作為一種姿態在文學界實無新意。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由“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移，并取得一定成就后，文學問題日益走向社會生活的邊緣，從而逼使好為人師的中國啟蒙者（作家）走下神壇走近紜紜眾生。當我們的作家目睹著民眾在經濟大潮中獲得實利開始富足時，唯一能療治內心失落的處方是進一步靠近民眾或轉化為民眾，從而使民眾口袋中的一部分資產流進自己的口袋。
此類文學現象以當初王朔的走紅為標志。
今日看上去有點美的王朔當年卻是以頑主.痞子自居，一副玩世不恭樣，在人群中進行口沫橫飛的調侃，且是聲色犬馬玩得開心，電影電視拍得開心。接著是王蒙的《躲避崇高》.張賢亮的影視城開始粉墨登場，還有“布老虎”橫空出世，洪峰打頭炮，一本《苦界》令人目瞪口呆不已，至于對自己的《無雨之誠》，冷女人鐵凝更是振振有辭：嚴肅作家為什么不能進“布老虎”呢？我為什么不能試一試呢？情勢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是“大氣功師”柯云路一本《發現黃帝內經》正義凜然地為妖醫胡萬林雕塑神像而遭眾人指，至于那些策劃一本書賺了一千萬之類的新世紀版神話，我們不提也罷。.
如此這般，媚俗成了潮流成了時尚。
后果之一：大師的缺席。
在當今時代，大師的缺席與退席似乎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馬拉多那退出足球場，泰森一度被逐出拳擊臺，邁克 .喬丹宣布退出籃壇，桑普拉斯日益的老邁.但這不是我們在中國文壇尋找不到大師的借口。
大師不是偶像。偶像在信息化時代是可以通過傳媒包裝.轟炸出來的，而大師必須接受歷史長河的淘洗，必須具有卓越精神和藝術探索內。謝有順的《大師沒有現身》一文列出了作為大師必須具備的四種秉質：一是可靠的心靈質量，二是非凡的講述故事的能力，三是完成一種故事精神的能力，四是詩情與幻性。對照上面四條標準，除能力外，其余皆為精神境界問題。媚俗必浮躁，浮躁必急功近利。圣殿之所以為圣殿，圣殿之所以輝煌莊嚴，因為那是人類共同哭泣的地方，你無法感動自己，又怎能感動別人，又怎能登得了堂入得了室？
后果之二：自我的丟失
中國是素來就有養士的傳統。戰國四君子門下食客超過三千人，往往被作為一種惜才.愛才的美德進行言談和流傳的。但是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之說我們是同樣熟悉的。被養的事實注定了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欠缺。而在今日以經濟作為主要杠桿的商品社會，作家同樣陷入了被養的尷尬境地。唯一不同的是以往由官來養，如今更被市場所養。“怎樣順利地打入市場，拓寬銷路”成了作家同志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而作家所能擁有的對策，不過是更熱衷于將見不得人的卑微性也表現出來，從而以有聲的 沉默瓦解了自我，自我將自我的缺席人格化了。而由此導致的直接后果是作家只能在各類淺薄的作品中傳播自己，拒絕并回避闡述 。
關于媚雅
人生就像一群猴子在搶一個空果殼。在物質主義和實利主義驅使下的精英屈尊下就為大眾服務，將自己世俗化，而領先一步富裕起來的人們卻嘗盡了搶到空果殼后百般的空虛：沒錢時拼命掙錢，掙到了錢后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們將目標轉移到物質之外的所謂的品位的追求上來：花上幾萬塊錢買上一櫥子的古今中外名著，花上幾十萬元買上幾張油畫掛在客廳上、以便自我炫耀，再請個人為自己寫本書出 出名，將自己裝備成一個大人物--窮人的終極目標絕對不是一個暴發戶而是一個貴族。
敏銳的大眾傳媒迅急捕捉了大眾特定階層的心理轉變。那已經是古老的1998年的事情了。當時，周德東，伊沙等人在自己的根據地-----陜西《文友》喊出了“媚雅”.“沉默是土”的口號，轟轟烈烈地開辟出“重磅轟炸”.“信口開河”.“小說制高點”等自認為別具匠心的欄目，打響了“媚雅”第一槍。
理解《文友》刊物風格，玩味出他們所謂的“媚雅”含義應為：以世俗化、大眾化的觀念作為武器，直接向精英領域的人和事開火。
讓我們展開記憶的翅膀回憶其典型策劃：
一.開展中國文壇最佳陣容的評選。按足球領域的442 .352等陣型羅列了一批作家，確定他們的前鋒.中場.后衛等位置。
二.策反了一場窩里斗，將同一陣營的周德東.伊沙分成持不同文見的兩大陣營，開展了一場和平年代的戰爭。大談特談自己對精英文學的高見。
三.開展中國文壇十大最差作家評選。（周德東本人入選）
四.進行世紀末的呼吁，要求解散中國作協。
由于炮火過于猛烈，《文友》的結局最終是被勒令停刊。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審視《文友》，發現其最大貢獻當在于“媚雅”口號的提出，正如足球場上陳亦明的貢獻在于發明了“中國沒有黑哨只有紅哨”之類的話語，具體執教業績卻平平。
比如先于《文友》的就有北京一個叫駱爽的年輕人，幾年來他先后推出了《文化人批判》.《批判文化人》.《現代人批判》藍色幽默批判系列，他貌視神勇地扛起了“批判”的旗幟去解構現行的文學規則，實質是以文學作為幌子肆無忌憚地在文壇撒野作癡狂狀從而順理成章地完成自己對名利的追求。又比如天津的那份《文學自由談》，它宣傳的口徑是“努力表達文壇民意的刊物”，“一本特立獨行，充滿激情的刊物”，“一本由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銳氣的刊物”，可是--所謂的“自由談”更準確的表述是“自由謾罵”，且是謾罵的形式永遠比謾罵的內容來得更加重要。至于20世紀末的那場幾乎全民參與的王金大戰和吸引了眾多新生代眼球的關于“神童”韓寒的大討論那就更是青出于藍更勝于藍了。
由上可見，“媚雅”的實施無非是兩種策略：追蹤最新文學文化動態.熱點以及向“權威”開炮開火，去激怒權威，以引起公眾關注，從而進行炒作。
“媚雅”消極面在于造成了文學種類混雜，魚目混珠的現象。
大眾對“雅”文學的需求劇增以及媒介大肆推波助瀾的負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文學體裁的變異、模仿，包括滑稽性模仿詩文（如《分數銘》），仿作雜膾，更甚之為剽竊與復制。如今市面上盜版圖書喧囂塵上就是明證。而這些非法版本顯然嚴重損害了作家利益，也破壞了正常的文化流通體系。
“媚雅”的積極面體現了大眾由“活著”到“怎樣更好質量的 活著”的需求性轉變。這種轉變直接導致的將是“民眾--作家”買方賣方市場的轉變，從而一定程度上穩定了作家的心緒，有利于解決作家的后顧之憂，使其保持較穩定的心態投入創作，進而生產精品。
其次，大眾傳播媒介的“媚雅”傾向，一定程度上也填補了大眾失去精英后啟蒙者角色的空白，從而完成了對大眾的入門教育，便于大眾普遍素質的提高。當然，對于大眾傳播媒介而言，先得給自身影響面之內的受眾素質進行準確的估計定位。過高.過低都會影響到自身的生存。
尾聲
綜上所述，我認為樂觀的講，“媚俗”“媚雅”并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貶義詞。它們在同時期文壇的互現，也體現了中國社會在經歷了現代化的陷阱后，整個民族呈現的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務實精神，以及整個國家的不斷向前發展。中國文壇關鍵在于“雅”“俗”日益交融的審美文化下，作家與大眾要做好彼此的溝通工作。
培養一個暴發戶是一夜之事，而培養一個貴族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我們正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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