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四次死里逃生

發布時間：2016-8-25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丁啟陣

杜甫一生，追求仕進實現政治理想的道路荊棘叢生，充滿坎坷。35歲以后，在長安多年求官不得的待業狀態，得官之后不久即被迫辭去，加上安史之亂爆發，關中京畿地區鬧饑荒，糧價飛漲，杜甫一家的經濟狀況日趨惡化。華州（在今陜西）棄官之后，挈婦將雛踏上漂泊的道路，先后在秦州（在今甘肅天水市）同谷（在今甘肅成縣）、成都閬中、夔州（在今重慶奉節）瀼溪東屯等地落腳。其間雖然也有成都、夔州兩段相對安定的生活，但總的來說，是充滿艱辛的。

與艱辛相伴的是，險象環生。杜甫的后半生，至少有過如下四次差點喪命的經歷：

第一次是逃出圍城。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與河北保定之間）起兵反唐，十二月攻下東都洛陽。次年六月攻破潼關，進逼長安，唐玄宗倉皇西逃。天寶十四載十月才得了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個從八品下小職位的杜甫，先是避難奉先（今陜西蒲城），繼而攜家往白水（在今陜西東北部）投奔在那里做縣尉的崔氏舅舅；接著，又由白水取道華原（今陜西耀縣）前往鄜州（今陜西北部富縣）。走到三川縣時，聽到肅宗李亨在靈武（在今寧夏自治區）繼位的消息，立即將妻子兒女寄居在三川朋友（可能是孫宰）那里，自己經蘆子關趕往靈武。不料，中途被安祿山軍隊捉住，押至長安。被困長安近十月后，翌年四月，自金光門偷出長安，走偏僻小道，終于抵達肅宗行在（朝廷臨時駐地）鳳翔（在今陜西西部寶雞、鳳翔一帶）。

從安祿山叛軍占領的長安通往唐肅宗行在靈武這一路，決非平安大道，而是危機四伏，隨時有喪命的危險。其間情形，杜甫事后所作的幾首詩歌有所敘述。《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一有“霧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等句；其二有“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之句；其三有“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之句。《述懷》有“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等句。顯然，這是一條需要翻山越嶺、充滿危險的道路。這一路的辛苦、危險，凸顯的是杜甫忠君之心。自然，李唐王朝對杜甫也有所表示，封了他一個左拾遺。品級雖然不高，只是個從八品的芝麻官，但是屬于近侍之臣，拾遺補缺，有機會直接影響王朝、皇帝在軍國重要事務上的決策。

第二次是疏救房琯。左拾遺沒做幾天，就發生了一件倒霉事情：宰相房琯因為門客琴師董庭蘭收受賄賂替人買官，也因為兵敗陳濤斜（杜甫《悲陳陶》詩“四萬義軍同日死”說的就是房琯擔任總指揮的這一次戰役）--史書上說肅宗并沒有因為這次兵敗怪罪房琯，恐怕那只是非常時期的表面文章，肅宗內心其實是恨之切齒的--被罷相論罪。剛上任的左拾遺杜甫挺身而出，上書為自己的布衣之交房琯說情，罪細不宜罷免大臣云云。結果，惹怒唐肅宗，詔令三司推問（御史臺、刑部、大理寺三大部門會審）。看架勢，問他一個死罪也不是沒有可能。所幸，宰相張鎬、吏部尚書韋陟等有意袒護杜甫，稱其議論房琯之事，雖然言辭過激，但未失諫臣之體，不宜深究。最后，仍保留了杜甫的官職。當然，從此以后，肅宗也不再愿意聽杜甫的意見了，“帝自是不甚省錄”。這里，我得說幾句關于宰相張鎬的話：跟替杜甫開脫同一年，張鎬因為河南節度使閭丘曉接到馳援睢陽的命令之后，按兵不動，致使睢陽陷落，官軍覆沒，下令杖殺閭丘曉。閭丘曉臨死時，以家有老親需要奉養請求饒其一命，張鎬答以“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不準所求。兩年前，閭丘曉以著名詩人王昌齡告假回家沒能及時趕回，下令將其殺死。單以這兩件事論，張鎬堪稱詩人保護神，值得我們尊敬。

這次因為進諫差一點傷及性命，可以看出杜甫為人兩個特點：一是為了王朝大業，敢于犯顏諫諍，不是膽小怕事之輩；二是朋友有難，挺身相救，詩圣是個義氣人。

第三次是沖撞嚴武。杜甫跟嚴武是世交，交情深厚，杜甫在成都時期，曾得到嚴武的照拂與舉薦（杜甫的“檢校工部員外郎”這一虛職就是嚴武為其爭取來的），這都是事實，毋庸置疑。但是，唐宋文獻中也有關于因為一次酒后的言語沖撞，嚴武差點殺害杜甫的記載。唐范攄《云溪友議》卷上“嚴黃門”條云：“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須？’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酒謀歡，何至于祖考矣！’……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宋祁《新唐書杜甫傳》：“……（甫）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當然也有一些文獻記載中并無嚴武欲殺杜甫的文字，甚至有說嚴武對杜甫的酒后失言不以為忤的。例如，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上：“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跣袒登其機案。武愛其才，終不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酒失”：“杜工部在蜀，醉后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仆乃杜審言兒。’于是少解。”劉昫《舊唐書杜甫傳》：“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學術論文，根據杜甫嚴武的身份、性格、關系、杜甫若干詩歌作品的解讀，認為酒后睚眥，導致嚴武差點殺害杜甫，是有可能的（有心人不放找來參看）。兩位學界前輩撰文對我的論文進行批評，我認為他們所言多有不合邏輯處，于是寫了篇答辯文章。不料，我的答辯文章發表后，被作為優秀論文，入選當年的古代文學研究年鑒。

這一次酒后危機，可以說明杜甫不是棉花糖，不是好好先生，他是個有性格、有脾氣的詩人。

第四次是墜馬瞿塘。居住成都其間，杜甫寫過《戲贈友二首》，專門記述兩位朋友（一位是姓焦的校書，一位是姓王的司直）騎馬摔傷的情形：一個摔得“唇裂版齒無”，一個被摔得“骨折面如墨”。都很慘。在夔州居住期間，一次酒后騎馬，已經五十多歲的杜甫，恍惚間回憶起青年時期在齊趙一帶騎馬馳騁的情形，快馬加鞭，沖下白帝城一處山坡，“低身直下八千尺”。結果，“不虞一蹶終損傷”，馬失前蹄，杜甫重重摔落馬下。不過，杜甫對于受傷并不很在意，朋友們帶著美酒去慰問他。一頓狂吃豪飲之后，杜甫笑著對他們說：“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遭殺戮！”

這一次騎馬飛奔下坡，顯出杜甫童心未泯、樂觀曠達的一面。

常言道：生死考驗。杜甫后半生這四次死里逃生故事，大概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真切地了解杜甫其人其詩其內心世界吧。又曰：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些故事大概也有助于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詩圣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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