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敦華(儒學新教化)
無論西方人還是中國人，都有把事物的起源視為本質的思維習慣。
西方的政治哲學由社會起源推溯社會制度的本質，從古代的約定論和
自然論，到中世紀的君權神授和近代以降的社會契約論，無不如此。
西方人在談及社會原初狀態時，依據的多是理論假說，而不是歷史事
實。于是，對各種起源說中這種矛盾的揭示便構成了當今對本質說的
解構。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似可避免這種理論命運，因為其出發點-
-“上古之世”說介于史實與學說之間，并不包含兩者之間的矛盾。
在政治哲學創立的先秦時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
孔子雖言三代，但明確說夏殷之禮“不可征”，“吾從周”。作為理
想政治制度的“禮”，因于周而又有“所損益”。《論語》中的堯舜
只是道德榜樣，而不是應效法的先王。《孟子》中的堯舜主要也是道
德上的圣人，與孔子不同的是，孟子以“三王”作為最初的、同時也
是應效法的王道，但也不提更早的“上古之世”。
與儒家相比，墨家是真正的“尊古派”。墨子揶揄儒者“法周而
未法夏”，他明確地尊崇“三代圣王堯舜禹湯文武”，尤其推崇堯舜
的禪讓，作為“尚賢”的依據，還最早提出最早的國家起源說：由
“一人一義”引起的“天下大亂如禽獸然”的原初狀態，到“選天下
之賢可立者，立為天子”，最后，“圣王制為王刑而治天下”。
儒家政治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是批判地吸收先秦各家學說的結果。
首先，荀子批判地吸收了墨家的政治思想。荀子反對“禪讓”說，也
不尊古。他主張“古今一度”，“雖久同理”，因而能夠把墨家敘述
“尚同”、“尚賢”的歷史過程轉變為這樣一個理論上的推論：即，
從人性惡推出圣人“化性起偽”和“先王制禮義法度”。
除墨家之外，莊子和法家也談“上古之世”。孕育莊子思想的文
化傳統可能是與儒家和墨家所依據的“北方傳統”不同的“南方傳統”。
因此，《莊子》一書引用了從容成氏到伏羲氏、神農氏的不見于經典
的遠古傳說，以徹底的復古主義姿態，稱道三王五帝之前的無國家、
乃至無文明的自然生活。《朐篋》列舉“至德之世”十二氏，結束于
伏羲、神農，《繕性》敘述了由“至一 ”的自然狀態到燧人、伏羲，
再到神農、黃帝，以及唐虞的“德又下衰”的歷史退步過程。韓非子
也把上古之世追溯到有巢氏、燧人氏，但持歷史進步觀，說明由物質
文明到政治制度、政治行為由道德經智謀到氣力的“世異則事異”的
變化。
儒家政治哲學一方面采用了道家的遠古傳說，把古史系統拉長，
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法家的歷史進步觀，把上古之世解釋為文明創造的
全過程，古代先王不但制禮作樂，而且開物制器。但儒家仍保持其以
三代為道德政治理想的特點。《周易。系辭》關于庖犧氏、神農氏、
黃帝、堯舜的故事，反映了儒家這樣的一個綜合。
漢代是儒家政治哲學的更大綜合時期。漢儒完成了三皇五帝的古
史系譜，又配以陰陽五行，建構了天君一體、圣王合一的神圣政治，
更以春秋的“三統三正”為“奉天而法古”的政治藍圖。我們今天可
以、而且應該揚棄這種政治體系，但它源于先秦的那種既依托于歷史，
又寄托著政治理念的思維方式，至今仍不失其啟發的意義。
[史實與學說之間：儒家政治哲學之起點 兼論墨道法的上古之世之說]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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