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
“多余人”一詞源于19世紀的俄羅斯文壇，自多余人鼻祖奧涅金之后，出現了畢巧林、羅亭、奧勃洛莫夫等形象系列。赫爾岑將此類形象稱為“多余人”。
1、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
奧涅金 憤世嫉俗又遠離人民，厭惡貴族社會又無力與本階級決裂，自視清高，不愿虛度一生，又無明確的生活目標。
2、萊蒙托夫《當代英雄》：
畢巧林 的悲劇是俄國19世紀30年代貴族青年的悲劇，正如萊蒙托夫在《當代英雄序言》中指出：“決不是某一個人的肖像，這是一幅由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構成的肖像。”
3、屠格涅夫《羅亭》：
羅亭 是19世紀40年代貴族先進知識分子的典型，他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侏儒”，羅亭自稱：“我生來就像一根風滾草--一種莖梗容易折斷，籽實被風一吹就像球似的滾得很遠的植物。”
4、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
奧勃洛摩夫 生活在俄國農奴制死氣沉沉的年代里，終日無所事事，躺臥成了他唯一的姿勢。這一形象暗示著貴族革命時期的結束，平民知識分子革命時期的開始。
5、俄國文學的“多余人”：雖然是病態的畸形人，但在思想上卻是“報曉的先覺者”，他們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銳，語言批判的鋒利足可以使他們成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動上的懶散，又使他們成了沒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說“失敗的英雄”。
二.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零余者”
從20年代開始，我國文壇陸續地出現一批中國式的“零余者”，不僅無法否認俄國文學對他們的深刻影響，更無法否認這批“零余者”與“多余人”的血緣關系。
1、魯迅《孤獨者》：
魏連殳 曾經認同西方進化論和個性解放，從而成為反封建的戰士，但貧困迫使魏連殳違棄初衷，“躬行我先前所憎恨、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敬仰、所主張的一切”，并以一種憤懣無奈的心情與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人生，在一片贊揚聲中，獨自咀嚼著失敗的悲哀死去。
2、柔石《二月》：
蕭澗秋 是一個游離、彷徨于大革命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典型。他是個極想有所為的青年，但時代的憂傷、身世的零落、氣質的敏感構成的多情、孤獨、軟弱，卻使他無所為，是彷徨中典型的“零余者”。
“多余人”與“零余者”的相同點
19世紀上半葉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遇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零余者”，他們都是社會劇烈變動時代的產兒，他們身上具有共同的情緒、意識，甚至通病。
“多余人”與“零余者”的不同
俄羅斯的“多余人”大批涌現于19世紀初期，整個社會正處于封建農奴制逐漸解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形成的時期；而中國“零余者”大批涌現于20世紀初期，面對的卻是幾千年強大的封建勢力的統治和傳統道德觀念的重壓。
所以中國“零余者”比俄羅斯“多余人”更消沉、更悲慘，他們的覺醒和抗爭也格外艱難，常常因經濟窘困的壓力、傳統道德觀念的干擾和限制使他們動搖、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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