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論語》書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干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于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于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了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 ”、“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贊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啟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顏淵聽老師講學后“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贊顏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啟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注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鉆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于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進行研究并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只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么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于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凈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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