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來森
詩，不能寫得太長（敘事詩除外），正如一個人：哭，不能哭一天；笑，也難得笑幾日。詩太長，情就會澀，泥，難免做作，有無病之呻吟。所以，好的詩，應當是文短而情濃，一往情深。因境而生情，自然真摯，率性坦然，給人一種感受，一種激發。應當經典傳世。
梁實秋在《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一文中，寫梁任公（梁啟超）講詩：“這四句十六個字，經他一朗誦，再經他一解釋，活畫出一出悲劇。”這四句十六個字的短詩，就是《箜篌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渡）河而死，將（其）奈公何。
《樂府詩集-解題》引崔豹的《古今注》記載：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清早駕船擺渡。見一白發男子狂亂地沖進河里，想涉水而過，其妻緊隨其后想勸阻他，結果沒來得及，男子竟溺死。其妻就于河邊彈奏箜篌憑吊丈夫，邊彈邊唱了這首詩。“公無渡河”，呼告、勸阻；“公竟渡河”，無效而之無奈；“墮河而死”，愧悔而傷痛；“將奈公何”，進入極度的悲慟和絕望。在那樣的社會里，男人是“天”，天已塌下，如何存活？更何況還有那“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情誓的徹底毀滅？于是，女子曲罷，投水而盡，與夫同命。霍里子高回到家中，告訴了自己的妻子麗玉，麗玉為之悲傷，遂作《箜篌引》。人琴已亡，但一曲《箜篌引》將那凄絕之情留了下來。一首小詩，幾個字的簡單組合，竟表現了一種濤疊浪涌般的情感，讓人讀之潸然。
垓下被圍，項羽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歌罷，虞姬拔劍自刎。項羽，蓋世英雄，窮途末路，竟救不了自己的良馬和美人。可他這慷慨悲涼的一曲浩歌，卻演繹了一出英雄、美人的壯烈悲劇。項羽表現的是一種撼天動地的英雄末路之悲，而虞姬則呈現出一種感酬知己的“玉碎”之美。美人玉殞，芳名與傷悲同融，老百姓對于虞姬的這種深情念念不忘，于是賦之以形，認為“虞美人”這種花，竟是虞姬的靈魂所化，以手觸之則“舞且動”，或“人或抵掌歌《虞美人》曲，即葉動如舞。”，于是就有人寫詩吊虞姬曰：“精魂夜逐劍光飛，英雄化為原上草。”
一首《垓下歌》情動天地，使男子漢熱血沸騰，嘆英雄氣短；使弱女子，情之所鐘，香魂化瑤草。可謂情深之至矣。
日本人占領北平后，想邀請周作人出山，做偽教育總署督辦。消息傳開，遠在倫敦的胡適就寫了一首短詩，以詩代簡，寄語周作人：“臧輝（胡適的化名）先生昨夜做一個夢，夢見苦雨庵（周作人的書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用詩的形式勸勉。乍一讀，平淡近乎“打油”。細一品，“只為智者識得輕與重”規勸之意甚懇，叛國，罪莫大焉，“知堂老人”，該這樣做嗎？“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對“智者”提忠告，思慮再三，躊躇再四，殷殷關切之情甚重。可惜的是，周作人最終沒有聽胡適的規勸--“一杖天南行”了。因此，“燕園三老”之一的張中行，就在他的《負暄瑣話》中，拿周作人和北宋宰相呂端作比較：宋太宗評呂端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而周作人則是“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由此可見，詩不必過長，小詩濃情，自可感人。讀詞的人，大多喜歡五代，北宋前期的詞，何也？因此時之詞，以小令為主，雖短，卻言語平實自然，且用情深厚，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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