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部分詩歌期刊
20世紀的中國新詩走的是一條坎坷而又輝煌的路。新詩的開創者及后繼者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在走過的路上植下了一株株的蒼松與翠柏，楊柳與夭桃……如今，當我們沿著這條濃蔭覆蓋、綠葉扶疏的詩路漫步的時候，時有馨香陣陣飄過，時有幽花跳蕩在眼前，我們不時停下來駐足欣賞，充滿了對前輩詩人的感激與敬仰。
20世紀中國新詩走過的路，是一條在新舊文化劇烈沖撞中除舊布新的路。直到“五四”之前，中國詩壇還是舊詩的一統天下。盡管舊詩曾有燦爛的過去，但到了上個世紀初，已成強弩之末。它那固定的格局、森嚴的格律，已使它很難容納新的思想新的內容，很難適應急劇變化的現代社會讀者的審美要求。新詩的倡導者們呼吁語言和文體的解放，主張廢除陳舊的格律、已死的典故，其著眼點當然不僅僅在于形式，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新詩人們懷著極大的勇氣，向舊詩所代表的傳統思想與美學觀念發起挑戰。
20世紀中國新詩走過的路，又是一條中西文化沖撞、交流并融合的路。歷來的文學革命，其倡導者為了沖破巨大的阻力，往往會從兩個方向上去尋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張“復古”大旗，其實質則是革新，唐代韓愈、柳宗元領導的古文運動，西方的文藝復興，即屬于這種情況；或是面向外國，從異域文學中借來火種，以點燃自己的文學革命之火。新詩的創始者們采取的便是這后一種辦法。郭沫若坦誠地宣稱：“歐西的藝術經過中世紀一場悠久的迷夢之后，他們的覺醒比我們早了四五世紀�！覀儜摪汛皯舸蜷_，收納些溫暖的陽光進來。……如今不是我們閉關自主的時候了，輸入歐西先覺諸邦的藝術也正是我們的意圖�！保ā兑粋�宣言》）這種看法，實際成為那一階段詩壇先進的共識。當然，中國新詩受外國影響，除去新詩人希望“迎頭趕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層說，是由于現今世界上始終存在著一系列困擾著各民族哲人的共同問題。盡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但是人類共同的文化心理結構依然在起著作用。實際上文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矛盾運動便構成了人類的文學發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藝思潮已經歷了由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的演變。不過，這三大文藝思潮對中國早期新詩人的影響卻不是同等的。客觀上說，外來的東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受著當時的國情制約的。從新詩誕生的情況看，創始者們更多的是借鑒了西方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郭沫若從歌德、雪萊、惠特曼那里汲取營養，那狂飆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擴張，在除舊布新中得到永生的渴望，均使他的詩歌顯示了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劉半農、劉大白、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詩作則多揭示當時社會中種種黑暗與不平，富于現實主義精神。然而浪漫主義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時難免泥沙俱下，導致藝術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實描繪社會弊端的詩篇，又由于寫得太“實”而失去了詩味；大革命后的普羅詩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標語口號化的直接說教的傾向。特別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知識分子陷于苦悶、彷徨之中，于是年輕一些的詩人開始把眼光轉向西方的現代主義。二十年代中后期，李金發、戴望舒、王獨清、馮乃超、穆木天等，借鑒西方的象征主義，建立了我國的象征詩派。到了三十年代，圍繞著《現代》雜志，以卞之琳、廢名、何其芳、金克木、林庚、施蟄存等為主的現代派詩人群體應運而生。這種現代主義潮流到四十年代為一批更年輕的詩人所發揚和推進，圍繞上海的《詩創造》和《中國新詩》，形成了一個新的現代詩派即“九葉派”。
應該指出的是，在新詩現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詩人們對西方詩歌的借鑒并不是全盤照搬的，而是結合漢語的特點和中國詩歌固有特色，對西方的東西既有吸收，又有揚棄的。除去上邊提及者外，還有一些在現當代詩歌史上有重要影響的詩人，如冰心、徐志摩、馮至、臧克家、艾青、田間等，無不是從取法于西方開始，但沒有跟著西方詩人亦步亦趨，而是把西方的東西與本民族的特點融合起來，結果他們的作品有西方詩歌的某些特征，但決非西方詩的翻版，有中國詩歌的某些傳統風貌，但又不是“國粹”式的傳統詩。
中國新詩是在西方影響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撞中孕育并成長的。這種沖撞，使我們的新詩從誕生伊始就伴隨著無盡無休的責難、爭論與困惑，而且這種責難、爭論與困惑一直持續到60年后的新詩期的詩壇--回想一下圍繞舒婷、北島等朦朧詩人的爭論，以及伴隨韓東、于堅等后朦朧詩人而出現的喧嘩與騷動……不過，這不是壞事�？杀牡故侨舆M一塊石頭也濺不出半點漣漪的一潭死水。西方文化的引入打破了舊詩的一潭死水的局面，兩種文化的沖撞為新詩發展帶來了契機。一方面這種沖撞沖決了詩人固有的審美觀念和思維定勢，為詩的創造開辟了新的途徑；另一方面這種沖撞帶給讀者審美習慣的變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新詩這活躍的、可愛的精靈，便是在兩種文化沖撞而打開的遼闊空間里自由翱翔的。
當我提筆寫下這篇短文的時候，21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就要來臨。常識告訴我，一個完整的時光段落的起迄與歷史的轉折并沒有什么必然聯系。不過，一個完整時段的起訖又往往會對人的心態產生影響，像百年起訖特別是千年起訖這樣的重要的時刻，不是每個人的一生都能趕得上的，因而必然會使人，尤其是對時光流逝最為敏感的詩人，觸發豐富的詩情與無限的感慨。最近我讀到了一首題為《世紀末的中國詩人》的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那就讓該熄滅的成為灰燼／該被吹散的不必留蹤影--／而我卻在貧寒中苦苦地／精心守護著藝術的火種”這種對詩的鍥而不舍的追求，折射出世紀末每一個詩壇守望者的心態。因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盡管當前商品經濟與大眾文化的潮流使詩人處于空前的窘境，盡管當代的詩歌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中國詩人在寂寞中堅持著，中國詩壇的圣火并沒有熄滅，在詩人的不懈努力和讀者的關愛下，21世紀的中國新詩將會有一個充滿朝氣的、璀璨的未來。
吳思敬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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