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偉
《孔乙己》是中學教材中的名篇，其“名”就在于魯迅在文中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孔乙己。孔乙己的悲劇命運深深地憾動了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的心靈。這種藝術穿透力就源自孔乙己自身所特有的矛盾統一。
孔乙己穿長衫而又站著喝酒，這是他自身經濟地位與自身精神定位的矛盾。經濟地位的低下，讓他無法真正成為咸亨酒店的“長衫主顧”，那有形的“曲尺柜臺”所筑起的無形高墻是孔乙己永遠無法逾越的，但實現這種跨越又是他所夢繞魂牽的，他無法脫下的那又臟又破的長衫，實際就是他內心渴求的物化。精神追求的錯位無疑是孔乙己人生最大的悲劇，他追求了他不該追求或者說他追求了他永遠追求不到的東西。在這“站喝”與“長衫”的矛盾中，魯迅為我們揭開了孔乙己人生悲劇的序幕。
孔乙己健全的身體與病態的心理之間的矛盾可謂是對封建教育思想和教育體制的血淚控訴與無情鞭撻。他身材高大，卻四體不勤，他識文斷字，卻難以謀生，究其根源所在--迂腐的教育思想、無用的教學內容。在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理念的熏染下，我們怎能去苛求孔乙己“世人皆濁，唯我獨清”。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何永遠脫不下他的“長衫”，那是孔乙己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當時所有讀書人的精神寄托。可以說，沒有這件“長衫”遮罩的孔乙己就不再是真正的孔乙己。我們由此可知，孔乙己只是一個凡人，一個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讀書人，因此，正如眾多在封建教育思想的陰魂下掙扎的讀書人一樣，他也就不可能認清他所學的所謂的“知識”只是毒殺他的慢性毒藥，這些“經”“文”，讓他深陷其中而無法自拔，也無力自拔。他的精神因此而麻醉，他的靈魂因此而扭曲。至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孔乙己的死是必然的，因為這是一種精心策劃的謀殺，一種社會性的大謀殺，是誰殺死了孔乙己？這個答案不言而喻。在這個矛盾中，魯迅先生為我們解讀了“孔乙己的人生悲劇”--一個無法逃避的 “社會悲劇”。
孔乙己一個人格分裂的矛盾統一體。他從不拖欠，即便是拖欠也必定還清；他不理會我冷漠的面孔，認真地教“我”識字；他真誠地與小孩們分享著那一小碟茴香豆，這一切的一切，無不透射出孔乙己內心的純真與良善。及至他最后的一次喝酒所付出的“四個現錢”，更是孔乙己追求人格操守的最好實證。然而，他卻又以好吃懶做，小偷小摸，自命清高，迂腐窮酸來踐踏自己的人格尊嚴。這種人格的分裂看似讓人難以理喻，實則是魯迅先生對孔乙己悲劇的最合理設計。正是孔乙己的這種純真與良善激起了我們內心對他的悲憫，而這種純真與良善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又是多么的無力與蒼白。在掌柜的無情嘲諷中，它在“短衣幫”的快活的笑聲中，在“我”這個少不更事的伙計的冷眼中被撕裂，又在丁舉人的毒打下灰飛煙滅。在封建教育思想的浸染下，這純真與良善又是如此的荒誕與可笑：追求清高而淪為小偷，追求誠信而信口狡辯，追求自己想追求的卻又被想追求的所扼殺。這種對純真與良善的漠視，這種對純真與良善的撕裂，這種對純真與良善的扼殺，不正是魯迅先生對“悲劇”的最好詮釋--把美的東西毀給別人看。
孔乙己的悲劇命運在笑與哭的矛盾統一得到深化。孔乙己在笑聲中出場，在笑聲中生活，又在笑聲中死去。透過這些快活的笑聲，我們不敢想像當時國人的心態。恣意的笑聲中又有誰在意孔乙己內心的在滴血，又有誰看到了魯迅先生背后的眼淚。他們，那些短衣幫，同樣是被曲尺柜臺阻隔在咸亨酒店外的“站喝客”，和圍觀“砍頭”的看客相比，其冷漠與麻木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充當的不只是看客而是整個“謀殺”中的幫兇，他們對孔乙己的笑無疑是一種最富有想像力的無罪惡的殺戮。麻木的面孔中冷漠的笑容，其笑聲何其凄涼與刺耳。孔乙己悲在不知其悲，他是在迷醉中麻木地死去，這些身著短衣的閑人們又何嘗不是悲在不知其悲，他們也必將像孔乙己一樣在自己笑聲中麻木地死去，他們不懂什么叫 “五十步笑一百步”，因此孔乙己的悲劇已不再是他個人的悲劇，也不再是封建社會下層讀書人的悲劇，而是，國人的悲劇，民族的悲劇。
孔乙己，一個矛盾的悲劇命運統一體，就這樣在魯迅先生的筆下誕生，是矛盾性構架了這個鮮活的文學生命。當我們剝掉他那又臟又破的長衫時，我們分明地看到那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他的肢體上刻寫著血淋淋的兩個大字：悲劇。但當我們一看到那令人作嘔的長衫時，我們內心的悲憫卻又漸漸地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憤怒，難怪魯迅先生對他發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嘆，也或許正是這種矛盾的心理才成就了這樣一個在矛盾中統一的文學形象--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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