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甫的《兵車行》看“詩史”說
湘子
“詩史”，以現代語言而論，顧名思義，即以詩的藝術手法，再現社會歷史現實的某些側面，其中包含著作者的是非見解和愛憎感情。
關于杜詩，歷代都有名家評論，尤其對“詩史說”，幾乎每一大家都要論及。如《新唐書杜甫傳》的作者宋祈云：“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陳巖肖《庚溪詩話》中稱：“杜少陵子美詩，多記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有人認為，杜詩中“有年月地理本末之類”，故名“詩史”；還有人認為，“老杜之詩備于眾體，是為詩史”。此外，還有“少陵為詩，不啻少陵自為年譜”，而蘇東坡則這樣評價：“杜詩似太史公書。”總之，千家注杜，各有一說，對“詩史”之解，也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其實，在詩歌發展史上，從不同角度反映社會生活，反映一個時代的詩人不少，但可以被稱為“詩史”的卻寥寥無幾。這首先是因為他們的詩不及杜詩容量大，杜詩篇篇相連構成一幅完整浩大的歷史畫卷，惟妙惟肖地體現著那個時代的風貌、特點；其次，他們的詩不及杜詩廣且深，杜甫流浪漂泊，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記載了一生的所見所聞，而這一切都與社會動亂，朝廷腐敗，民風鄉俗，人民的感情緊密結合在一起，因而杜詩能于形象、敘事之中含褒貶，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體現其中最本質的東西。可以說，稱杜詩為“詩史”，其中包含了極為廣泛而深刻的內容。
由抒發個人情懷，發泄個人對當時政治的不滿，到擺脫自我，面向廣闊的社會，詩風沉郁頓挫，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而標志著這一質的飛躍，向“詩史”邁出第一步的詩作，就是《兵車行》。
《兵車行》大致寫于天寶十載（751年），這正是安史之亂前夕，大唐帝國表面上處在歌舞升平的全盛時期，實際上已經危機四伏。唐明皇自以為大功告成，沉迷于歌舞酒色之中，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而把大權交給李林甫和楊國忠。李、楊把持朝政，胡作非為，窮兵黷武，把龐大的軍費開支，沉重的賦稅，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徭役、征丁使田野荒蕪，鄉村蕭條。
杜甫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詩人，他的政治抱負是“至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永無休止的東征西討，擴大疆界，使得民不聊生，這與詩人的政治抱負背道而馳，他雖也算世宦之家，但困守長安的屈辱生活，使他飽嘗生活的艱辛，受盡了達官貴人權勢者們的冷眼，因而開始不自覺地向人民靠攏。當他親眼目睹征兵征夫那撕裂人心的場面時，不禁悲從中來。《兵車行》便油然而生。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是這樣一個悲慘的鏡頭：
時間：軍隊開拔之時。
地點：咸陽橋畔。
背景：在通往西去的咸陽橋上，馬嘶鳴、車隆隆地疾馳而過，風煙滾滾，甚囂塵上。
前景：被征發的人已經全副武裝，配好弓箭就要開赴邊塞。此一去生離死別，難以回還。因此，征夫的家屬，不顧一切地在行人中間雜亂地奔跑，尋找即將遠去的親人。
特寫：她們拉扯著親人（丈夫、兒子，或父親）的衣衫，捶胸頓足，堵塞在咸陽橋上，放聲痛哭，悲痛欲絕。
淡化：哭聲蓋過車馬的轟鳴嘶叫之聲，穿透覆在橋上的滾滾塵土，直沖上云霄。
這是一個藝術的鏡頭，其中“爺、娘、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極形象地表現了人呼天搶地、難舍難分，留戀、悲憤、絕望的感情，給讀者以動作神態和視聽上的極為強烈的感受。它具體、客觀、逼真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六）記載：天寶十載（751年）四月，鮮于仲通討南詔，將兵八萬，至西洱河，大敗，死者六萬人。制大募兩京（長安、洛陽）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云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雖然不能肯定地說《兵車行》就是再現了這一段史實，但可以想見唐明皇大肆開邊，連年戰爭，這樣觸目驚心的場面的確是存在的。
接著作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切入這個場：“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這個過者就是作者自己，他既目睹，又耳聞：“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點行頻”一句話，一針見血地點明了問題的實質，頻繁的征役是造成妻離子散、田園荒蕪的根源。戰爭給人們帶來無邊際的災難，從時間上看，人未成年就要防河，歸來滿頭白發還要戍邊。人的一生都在戰爭中度過去了，這在杜甫后來寫的“三吏”“三別”中更明顯、更深刻地表現出來：新婚夫婦結婚頭一天便被迫分離，白發老翁也難免被征，老翁不在老妻也得去頂替，更慘的是未成年的中男也要被征去打仗，還有那些單身漢，無家可歸，就是戰死沙場，也無人掛念，無人吊念。從空間看，從“北防河”到“西營田”，要在廣闊的邊境上與吐蕃、南詔作戰，而在中原內地“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荒草滿地，人煙稀少，一片凋敝的景象。“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秦兵歷來以勇于攻戰著稱，驅使他們上戰場就如同趨趕雞犬一樣，家中壯勞力都被抓丁，那么，縱使有強健的婦女能把種子播下去，而沉重的賦稅，殘酷的剝削，使人無力招架，田間無人管理，又怎能長出莊稼？
通過行者的一席話，由眼前推及全國，戰爭遙遙無期，時間之長，范圍之廣，不僅形象地反映了唐王朝擴邊狀況，也說明了如此戰爭，是唐王朝的人力、物力、財力所無法支持的。這就是從軍事、經濟、政治角度上顯示了大唐王朝將要滅亡的前兆。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這里又是一個細節描寫。反語表示出征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使讀者深切地感到統治者對人民的精神壓迫。然而壓是壓不住的，這不滿、這怒火終究是要爆發的，役者忿忿地告訴長者：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自古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這憤恨的語言，句句與前面相呼應。去年守邊者未歸，今年又來征兵，這與橋頭的場面呼應；人走田荒，縣官逼租，與上面“禾生隴畝無東西”相照顧；而相信生女比生男好，一反古代社會的傳統觀念，表現了一種變態心理，一則說明戰爭給人們心靈造成嚴重的創新，一則是對開邊未已的反抗。不信嗎？上面說道“邊庭流血成海水”，這里展現出邊塞陰冷、可怕的圖景：“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好男兒白白地死在邊塞，秋風長鳴，只有衰草與之作伴。這是多么悲慘的現實，然而也正是“開邊未已”“點行頻”的結果。役者的控訴低沉悲憤，與前面喧囂的哭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從全篇來看，詩人感情抒發得酣暢淋漓，借送別的場面，激憤地控訴了統治者窮兵黷武的罪惡，闡發了他反對不義戰爭的思想，借詩歌批評時政，說出人民敢怒不敢言的心里話。所以，我們說《兵車行》不僅僅記述了當時征兵服役的一個告別場面，是史書記載的一個佐證，一種情緒，發出了那個時代人民反戰的強音。
《兵車行》給杜詩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從此，杜詩不僅記錄了自己的經歷，也記下了那個時代的歷史，詩人的前途命運與唐王朝興衰的歷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杜甫較其它同時代的詩人更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中，又站在時代的最前面，因此，讀杜詩總給人以“一覽眾山小”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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