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作家把建安時代看作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建安文學所形成的“建安風骨為后世所欽慕。而建安文學中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鐘榮〈詩品〉中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勘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七子”在政治關系上是“三曹”的僚屬，在文學事業上是“三曹”的“羽翼”。當時“三曹”在文學上和政治上一樣處于領袖地位，他們的文學才能和實際成就也配得上這個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歷來公認的當時優秀的作家。“三曹”文學是建安文學的代表。

建安詩篇流傳下來的不足三百篇，其中曹植的詩最多，約80首，其次是曹丕的，約40首，再次是一粲和曹操的各20余首。這個數字大約也反映了曹王四家在建安詩壇的位置。

“三曹”都生活在漢末戰亂連年的時代，又參與逐鹿中原鏖戰，是重要軍事政治集團曹魏集團的主要份演者，“三曹”詩文既反映他們傷于亂世，人生無常的悲涼，又有重整河山，再造文明的志士仁人的志向。由此形成了“三曹”文學的一些主要特征，這也是建安文學的時代特征。

首先是現實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寫道：“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賊臣持國炳，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痛斥了何進誤國，董卓殃民。《蒿里行》則敘述了群雄私爭，自相殘戕，致使兵禍連綿，民不聊生。詩歌形象描繪兵禍慘狀：“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植在《送應氏》中具體描寫了當時洛陽毀敗的情景也令人慘不忍睹：“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在這破敗的景象中，傳達出一種悲涼感，在時直抒作者的慘傷，悲憤情緒：“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后世評價曹操前兩首詩是“漢末實錄”，稱為“詩史”。

其次是抒情性。從辭賦看，建安以前辭賦的內容以頌揚鑒戒為主，到建安時代便由頌揚鑒戒而抒情化。從樂府詩歌發展看，漢樂府民歌本以敘事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敘事而抒情化。曹操“頗有悲涼之句”，曹植歷年“雅好慷慨”，后則有“憂生之嗟”。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表現喪亂時代中“人生無常”的苦悶。但這種人生短促感是建立在時不我待要及時建功立業，招攬賢才助成大業的基礎上的“慷慨悲歌”之感。后人評價說：“文帝、陳思……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慷慨而多氣也”。“三曹”詩風就是“建安風骨”。

“三曹”文學第三個特點便是它的通俗性。“三曹”詩歌民歌化，語言通俗，受樂府詩歌影響，“三曹”大都運用樂府歌體裁寫作。與漢代詞賦鋪排、堆砌、追求繁縟的文風迥然不同。

“三曹”比較而言，曹操詩歌“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古樸豪邁。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景交融，語言優美。曹丕則善于摹寫男女愛情，離悲別恨，多代人抒情，生動體貼。曹丕詩歌特色主要在形式多樣上。他的《燕歌行》是我國最早的較完整的七言詩，《大墻上蒿行》是“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

散文、辭賦體裁上，曹植《洛神賦》屬千古絕唱，《與楊德祖書》、《與吳季重書》都很富于形象，能表現自己性格，抒情性強。曹丕散文不多，但與吳質的兩封書信卻是抒情名篇，文筆清新、流暢。

曹操父子作為曹魏集團主要人物，特別是曹操戎馬倥傯，卻又在詩文創作有如此之高的成績，的確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輝映，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直到宋朝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才可相比，但“三蘇”除蘇軾詩、詞、 文成就都很高外，蘇洵、蘇轍相對比較遜色。

“三曹“對后代文學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曹植，在歷史上名氣很大，歷代許多著名作家、評論家都對他極為崇拜，以他為文學創作的典范。這也是亳州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