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思想在當時勿庸置疑帶著些許反動色彩（此乃筆者淺見，如有不同意見，歡迎批評指正），例如“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太尖銳、太深刻、太恣意，亦因此不被各路諸侯所采納，尚幸他一不求位高權重，二不求錦衣玉食，于是乎依舊做他的漆園吏，依舊著他的《逍遙游》，依舊藏身于陋巷之中，咀嚼著那口餓不著撐不死的俸祿。莊周不若孟柯斗志昂揚地游說諸侯逞盡辯才，“他只在僻處自說”（朱熹答問是云）一徑任滿腹經綸躍然紙上，任才華橫溢細水長流。
歷史之流宛如滔滔江水，頗有一瀉千里、永不回頭之勢。奴隸制的西周絕跡于諸侯割據的滾滾煙塵，繼之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爾虞我詐、混戰廝殺--大一統前的四分五裂是這方廣闊而靈秀的土地在重生前最后的陣痛！
莊周并不是在這場撕心裂肺的陣痛中唯一掙扎的人，他能夠在最終瀟灑地淡出而不是狼狽地逃遁是我最初對他產生興趣的原因之一。他曾用一只環來比喻社會，說人世間的一切沖突搏殺、你死我活、血濺淚灑皆在環上進行；環上的任何一點都可能成為斗爭雙方的立場；如你不想有危險，就只能懸浮在圓環的空虛處，環上的是非，你不必參與--對事物的演化，既不應去推動，也不應去抵制，最好是順其自然。當時覺得這樣的觀點太消極、太圓滑，不像大丈夫所言。看過“文景之治”，才發現：對于沒有太過豐厚物質積累的社會而言，無為而治似乎存在得更為合理。
有時覺得莊周難免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他一生渺看世事若過眼云煙，又時而對世情冷暖出言批駁，詞鋒銳利毫不姑息。莊周一次見梁惠王時身著麻布長袍，襟上補疤，提腳跨上階陛時，袍帶和鞋帶都掙斷了，惠王問：“莊先生為何如此窩囊？”莊周說：“不是窩囊，貧窮罷了。讀書人有抱負沒法施展，那才是真窩囊。讀書人窩囊，皆因生不逢時，正如鄙人。你看那跳躍在樹梢上的長臂猿，讓它棲息楠梓樟一類的喬木林，攀緣高枝，往來自如。若斬盡喬木逼它逃入鉤棘臭橘一類有刺的灌木叢，行動躲躲閃閃，一身戰栗，難道是抽筋斷骨了嗎？當然不是。處境不妙，無法施展自己的本領而已。現如今，上坐昏君王，下立亂宰相（惠施），有抱負的讀書人夾在中間，要不窩囊，談何容易！”
如此這般的措辭，梁惠王自然不敢恭維，這大概也就是才高八斗的莊周為什么撈不到一官半職的原因了。
我又覺得莊周難免是有些無辜的。年輕時的才華外溢、不知韜晦竟曾引得知交惠施徹查梁國都城三晝夜搜捕之，只因擔憂莊周要搶他相爺的肥差。惠施永遠都不會相信--莊周只是基于一份真摯的友情、一腔念舊的熱情，才遠道趕來的--很久不見，想看看朋友--僅此而已。
諸子百家，緣何獨獨鐘情于他呢？
也許是因為……他為人夠傲，損人夠酸，文章夠辛辣，文采夠光芒。的確，他活得不夠四平八穩，活得不夠風光煊赫，但是，我要說，他活得夠恬淡、夠暢然、夠舒逸、夠內涵、夠浪漫。灼人的烈焰是他的內核，絕對的灑脫是他的內在，嶙峋的怪石是他的風骨，碧空的游云是他的情懷！
論忠君愛國，他不如屈原--前者盡己之能輔佐懷王，受誹謗遭流放仍與楚國誓同生死--而莊周則譬如一羽散居在山林的野鶴；論勞苦功高，他不如孔子--前者歷盡坎坷周游列國，雖真知灼見不為所用仍兢兢業業教書育人--而莊周則恰似一尾徜徉碧水的游魚；論攻防之道，他不如孫武--前者嘗言論戰精辟縝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莊周則全然一位閑庭信步的隱士；論經天緯世，他不如韓非--前者的“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波及中國歷朝歷代，一部《韓非子》應現于秦始皇的“履至尊，治六合”--而莊子，除去汪洋恣肆的錦言妙句之外，似乎對后世談不上什么大的影響與震撼。
但莊子就是莊子，他盡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存在。他不刻意去度量規劃旁人，自然也不希望旁人多留意矚目他。優游自在淡泊名利隱于江湖，甘心寂寞出世脫俗匿于荒野。不謀一官半職，不求功名利祿，不守俗禮陳規，不食人間煙火--這就是莊子，這才是莊子呵。
莊妻死后，莊子非但不悲不慟，反而拍擊著瓦盆吟唱著歌兒。這樣的他，令我想起了幾代之后提酒挾琴前去吊唁阮籍亡母的嵇康。莊周的簡唱陋吟雖不比《廣陵散》，不也是一種無比真誠的悼念逝去生命的方式嗎？！
我沒有深厚的資歷去細審莊子的生平，也沒有充沛的精力去研讀莊子的書著，更沒有驚人的勇氣和卓越的能力去莊子生活過的每寸土地對現有的關于他的卷宗一一詳作考證。我只能立足于幾千年后的今天，借著有限的資料，淡淡地解析一番。
莊子是永遠也解析不完的，這點我深信不疑。最后，我想用一句話來結束我的文章--“詩的婉約，哲的徹悟，盡現于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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