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宗教思想影響下的三位女性形象人文精神的發掘

發布時間：2016-2-19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左軍

牐牥投扎克一開始將他的９１部長、中、短篇小說命名為《社會研究》，但后來受了但丁《神曲》的啟示，才改為《人間喜劇》。這一名稱的改變，真實地反映了巴爾扎克創作思想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如實地反映和批判現實生活，一方面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現實辦法，只能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守財奴》中葛朗臺太太便是這種宗教力量的產物。

牐牳鵠侍ㄌ太無疑是作者為表達他的思想而創造的與葛朗臺相對照的一個人物形象。在貪婪、冷酷而又極端吝嗇的守財奴面前，葛朗臺太太表現得是如此的忍讓、善良和超脫。小說中，作者用詩一般的語言贊美道：“天國的光輝照著她，仿佛太陽照著樹葉發出金光。有她那樣的一生，才有她那樣的死，恬退隱忍，完全是一個基督徒的死，死得崇高，偉大。”初讀這段文字，學生肯定會為葛朗臺太太的“精神境界”深深感動。

事實上，人性中的善良和某些情況下的忍讓與超脫確實是值得贊美并有必要的。但巴爾扎克卻試圖借助于葛朗臺太太形象的塑造來調和現實中的矛盾。小說中的葛朗臺太太被塑造成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她相信，只有忍受現世的苦難，死后靈魂才能上天堂。作者的這種美化盡管反映了他主觀上良好的一面，但畢竟與資本主義社會原始積累時期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系的社會現實是矛盾的。葛朗臺太太在斷氣以前對女兒說：“幸福只有在天上，你將來會知道。”將希望寄托在“天國”，這只能說明在強大的金錢占有欲面前，葛朗臺太太既是無奈的，又是懦弱無能的。

更何況，如果真有所謂的“上天”存在，那上天中依然沒有葛朗臺太太及歐也妮小姐的“幸福”。因為，小說中描寫的葛朗臺也是信奉基督教的，他在臨死時不是說了一句駭人聽聞的話么？--“把一切照顧得好好的！到那邊來向我交賬！”瞧瞧，就是在天國里，老頭子還是要掌管經濟大權的！可以想像，若此時的葛朗臺太太還活著，她聽了這句話后，保證不會再說幸福在天國了。“羔羊”一般的葛朗臺太太和歐也妮小姐即使在天國里也依然不是那守財奴的對手。

人類自誕生以來幾乎就是和宗教“結伴而行”的，所不同的是，愈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地區，人們的宗教意識愈濃厚，所受的宗教影響也愈大。可以說，《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深受強大宗教思想迫害的典型。

牐犃礁穌煞蚨妓懶耍阿毛也被狼叼走了，在這種情況下，祥林嫂還是來到了魯鎮。來魯鎮干什么？討生活，求生存。然而，祥林嫂還是擺脫不了死亡的命運。當然，她的死亡一方面緣于封建禮教的迫害，一方面與宗教的狠命一擊也分不開。“……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里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在原始宗教和中國的佛教思想里，地獄被描繪得陰森可怖，祥林嫂自然不愿死后被“鋸開”，于是在柳媽的指點下，她虔誠地去捐了門檻，并且似乎還較有信心地面對未來，但“四嬸慌忙大聲”的一句“你放著罷，祥林嫂！”便徹底地擊毀了她生存的希望。所以，在頭一天見到“我”時問完了“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和“那么，也就有地獄了？”這兩個問題后，祥林嫂就非常“識時務”地死了，死于魯鎮“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另一種宗教儀式--“祝福”的夜晚。

祥林嫂的死主要是封建禮教吃人的結果，雖然她曾試圖通過宗教來拯救自己，以免遭受被“鋸開”的痛苦；也希圖通過宗教來慰藉自己，希望死后自己的“魂靈”能與阿毛對接。但當發現宗教不可能拯救她的時候，盡管她還帶著恐怖，但也毅然決然地準備去死了！一邊想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一邊開始對宗教力量產生了懷疑，甚至到了不怕“以死去撞地獄的門”的程度，這樣的一種“覺醒”（抑或就是“反抗”？）著實是祥林嫂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一點“亮色”！當我們向學生剖析祥林嫂這一人物形象時，當我們結合這一人物形象對學生進行人文性教育時，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向學生展示這一“亮色”。因為這一“亮色”告訴我們：受迫害最深的人最令人同情，但并不一定給人以徹底的失望；“弱勢群體”最應得到關注和援助，否則，說不定什么時候“晴天”里也會醞釀出一聲霹靂！

如果說祥林嫂對宗教迷信已有了一些疑惑的話，那么關漢卿筆下的竇娥則清醒地認識到了天地鬼神的不可靠。在宗教的影響和迫害面前，較之葛朗臺太太的“絕對忍耐”，祥林嫂的“初步覺醒”，竇娥則體現了“強烈反抗”的精神。

牐犜諳非《竇娥冤》第三折“滾繡球”中，竇娥通過她那高亢激越的唱詞，將對鬼神強烈不滿和對天地嚴厲譴責的情感表現得痛快淋漓！“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朗朗乾坤，竟然由“鬼神”掌握著人的生死大權！不論這里的“鬼神”指的是迷信者心目中的鬼怪和神靈，還是不自覺地隱喻為統治階級的貪官和酷吏，它都已成為善良的勞動婦女竇娥詛咒的對象。“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地不分好歹，天錯勘賢愚，這既可能是飽受冤屈的竇娥對殘酷的社會現實的較為清醒的認識，更可能是善良而不乏蒙昧的竇娥對“公道”和“正義”化身的天地的控訴！要知道，中國的勞動婦女長期深受原始宗教和人為宗教的毒害，在強大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面前，不僅早已屈服，而且還往往將自己微弱的生命寄托在超自然的實體即神靈和天地的身上。而竇娥能直言無忌地指斥天地鬼神，足見她對現世生活的絕望，也足以看出她對那本是“寄托”和“希望”的超自然力量的憤恨和輕蔑！竇娥形象的意義，就在于她那種直沖霄漢、直入地府的反抗精神。中國的女性，在迫害面前的基本表現歷來都是“逆來順受”，竇娥卻是一面反抗的“旗幟”！

當然，在第三折戲的結尾，竇娥臨刑前立下了“感天動地”的“三樁誓愿”，這一方面反映了竇娥“委實的冤情不淺”，另一方面，毋庸諱言，也顯現了竇娥性格上的矛盾：對天地予以無情指斥的同時，又寄希望于天地完成她復仇的愿望。不過“瑕不掩玉”，認識上的矛盾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了竇娥身上“反抗”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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