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培東
讀張圣華主編的“大師背影書系”之《朱自清語文教學經驗》，很有感觸。讀到朱先生的《教育的信仰》，為之一振。
先看朱先生文中的主要觀點，他首先認為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一般人所想的只是技能的事，更重要的是教育者為人如何。他以二十年代的浙江內地為例，說校長一職，是肥缺，得了這個缺，跟新官上任一樣，被當作“三等縣知事”，此類校長受命后最大的事就是“串門子”，各類應酬之后才想及“教育”。教師第一要義是“植黨”，尋求地方勢力作靠山；招徠學生，建立“學生軍”以自衛。講到教師平時的工作，“他們決不讀書，更無研究。課余之暇，只有嫖嫖、賭賭、吃吃，以遣時日。”如此教育，朱先生形象地稱之為“獸之國”。此等成因，一言以蔽之，“都因一般教育者將教育看作一種手段，而不看作目的”。當教育成為手段，而非健全學生自身學識、人格之目的時，教育就異化為功利的機器。
給當時教育描繪種種丑態圖象時，朱先生認可了一小部分“賢明校長教師”的教育法，如“課功，任法，尚嚴”。“課功”為注重事功，設備的完善與學業的優良都在其內；“任法”是依法則督促，法則假以權威，過度運用，至于迷信；“尚嚴”貴在嚴格，力求整齊劃一，崇尚定格，如江蘇有個學校只許學生剪平頭。朱先生認為此等教育“以教育為目的”，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功利色彩太濃，對學生“做人”仍有忽略，成了“跛的教育”，行而不遠。
上述皆非真正可取的教育的信仰，朱先生心中的教育信仰是什么呢？看其論述--
教育者先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對于教育，須有堅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理想，不用說，也應該超乎功利之上……教育者有了這樣的信仰，有了這樣的人格，自然便能潛移默化……能愛學生，才能真的注意學生，才能得學生的信仰；得了學生的信仰，就是為學生所愛。
朱自清先生所推崇的“教育的信仰”，傾向于超功利主義。持教育信仰的主體為教師等教育者，他們要有完善的人格與深切的愛，以學生的發展為目的，以教育信仰來實踐自己的人生理想。
依朱先生之見，教育者對教育的態度有三類，或可分為三個層級，下級是以教育為手段，教育成為教育者生存、生財的門道；中級是以教育為功利，想通過教育實現知識的傳授與技能的強化，忽略了對學生的人格與愛的培育；上級是以教育為信仰，教育不單是讓學生機械地得到知識，而是要啟蒙學生的心智、思想，培育學生的人格，贏得學生的心，這樣的教育以人為出發點與歸宿。
如此分類，對當下教師的教育態度也很有現實啟發。三類中，第一類少數，即一些教師缺失師德，把各種社會不良習氣帶進教育，無視學生之需，只把教育視作謀生工具；第二類居多，典型形態為“應試教育”，應試教育只盯住學生的成績，對學生真正所需的精神品格與人文素養常有忽視；第三類最少，即有教育信仰的持守，以充實學生精神底子、提升學生人格品位、促進學生終身發展為己任。
為何我們的教育患了“信仰缺失癥”？在夏丏尊的《中國的實用主義》一文中有鮮明的解說。他認為，“中國民族的重實利由來已久，一切學問、宗教、文學、思想、藝術等等，都以實用實利為根據。”自然，教育也概莫能外。的確，實用、功利不可能完全被除去，但正如夏先生指出的“不應作實用實利的奴隸”，更重要的在于指向功利之上的，以人的心靈富足與人格健全為目的的人自身的完善。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一個精神健全、豐富的大寫的人。倘若我們只把眼光盯住學生的學業成績，以告慰我們知識傳授的付出；以制度的強化、學生的服從來便于我們的管理，確保學校的正常運行，那我們的教育職責仍未盡全盡深，我們仍沒有對學生予以盡心盡力的關愛。
《易經》有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我想，我們的教育大多在“器”上下功夫，而在“道”上缺乏；重技術，輕信仰，成為我們教育的一大特征，急待改良！如何改良？我們教育者自當率先，承擔起教育信仰者的角色。教育者必須有良好人格，必須有大愛，不僅為自己的謀生去教育，也不僅為學生的知識獲得去教育，更當為其人格、理想，為民族精神的獨立、強大而教育。
教育信仰，首要在乎教育者有信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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