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王道士隨筆

　　一

　　王道士是誰？是那個與敦煌的漫漫塵沙生死為伴的小個子嗎？是那個生前默默無聞死后罵名難泯的小人物嗎？是那個不期然不經(jīng)意間與敦煌藏經(jīng)洞產(chǎn)生千絲萬縷因緣的小道士嗎？是那個渾然不知身后事的既狡黠又愚蠢，既固執(zhí)又幼稚，既單純又混沌的小老頭嗎？王道士啊王道士，是你害了敦煌還是敦煌害了你，誰人能夠說清楚！一位叫余秋雨的先生試圖說說活著的你和死去的你，他將那座掩埋你的道士塔毫不留情地說了個夠，但真的夠著你的真面目和真魂魄了嗎？一位當代大散文家與早已和塵世絕緣的你分明做的是一場不大公平的對話：他咄咄逼人，你默默無言；他擲地有聲，你默默無言；他惱羞成怒，你默默無言。連風沙拍叩著的白色道士塔也是一尊佇立的沉默，甚至連你身前身后的這百余年也郁郁寡歡。一百年，王道士你究意怎么了？一百年，敦煌究意怎么了？而我這個以一部《百年敦煌》令人褒貶的書生，不知道那個識字不多的王道士能否知道我的筆或別人的筆為何至今還在纏著他不放。不是不想放，而是撒不開手啊，王道士就像一個死結(jié)，把我以及更多和我一樣對敦煌戀戀不舍的人們緊緊地綁縛到那段黃沙遮不住的歲月上。王道士，你干嘛捅開那本不該你捅開的藏經(jīng)洞！知道嗎？打開藏經(jīng)洞就等于打開潘多拉的盒子，誰是人誰是神誰是魔一下子亂套了，王道士你從此注定不得安寧了。

　　二

　　悲涼漠風一遍又一遍地揉搓著寂寞的道士塔，高枕在這里的久遠的逝者多的可以無憂無撼，而惟獨王道士不能，不僅不能，而且他的聲名仿佛要被自己的同胞鎖定成“恥辱”二字。我多次去敦煌，每一次都因為對王道士保留一份自以為值得的同情和尊重，便惹得一些學(xué)者乃至地方官員的不高興，他們對王道士的態(tài)度只有一樣：絕不寬恕。

　　后來，我的《百年敦煌》出版了，在國內(nèi)引起軒然大波，許多正統(tǒng)的人士極為正經(jīng)地聲討我對王道士的幾句“美言”，弄得我趕緊翻書，一看，也不過就是這樣一個事實：王道士是莫高窟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者。是的，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的王道士并不能被剔除在發(fā)現(xiàn)者之外。到底是功莫大焉，還是罪莫大焉，人們應(yīng)該給王道士一個合理的說法。在我眼里，王道士的身份固然卑微，但他的人格并不卑下。我讀到一些以王道士為主角的小說，十分虛擬地將王道士刻畫成一個貪財貪色的酒徒惡鬼，就忍不住啊唷啊唷地替清貧一生的王道士喊冤不已。

　　王道士如果不是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他一生可能不會與中國歷史有任何瓜葛，他之所以與近現(xiàn)代的學(xué)術(shù)史和文物史有那么多糾纏不清的關(guān)系，不外乎三件事，一是不小心撥開了沙層下的洞子，藏經(jīng)洞露出真容；二是與洋學(xué)者斯坦因、伯希和達成買賣交易，無價之寶遠走高飛；三是將得來的銀子置換成他自以為很美的雕塑和壁畫，而將不合他口味的石窟壁畫或雕塑遮蓋或棄毀。到現(xiàn)在為止，余秋雨先生一句“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幾乎是很多人對王道士的蓋棺論定。我不否認王道士當年缺乏高遠眼光的做法的確充滿了罪過，他不懂文物卻守著以藏經(jīng)洞和窟內(nèi)壁畫為代表的文物天堂，他不懂他所掌握的數(shù)不勝數(shù)的哪怕是個布頭紙片都有水菲的價值，他當然更加不懂斯坦因、伯希和等世界級的大師為何見到那些人類文化遺存而表現(xiàn)得虔誠無比，他甚至不懂他的那點不倫不類的宗教信仰在敦煌莫高窟這樣的宗教圣地毫無意義。我用這么多的“不懂”來說明王道士的無知。他的確無知得一塌糊涂，但無知難道比腐朽的清王朝還要不可原諒嗎？無知難道比無恥又無賴的朝廷命官還要不可原諒嗎？我研究敦煌多少年，一直搞不懂，有的專家學(xué)者甚至是大學(xué)者，只揪著王道士不放，而不愿鞭撻丑惡的不清不楚的晚清朝廷，不愿睜眼細看王道士究竟活在一個怎樣的年代，不愿替王道士分擔一丁丁點兒的無奈和痛楚。也許有人會發(fā)問“什么什么？王道士還會痛楚什么嗎？我想很多人看見過王道士穿著灰衣布袍的照片，余秋雨先生是見過的，他在那篇非常有名的散文《道士塔》中有這樣的描述：“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

　　是的，王道士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中國平民，更準確地說是中國饑民，他餓著肚子流落到敦煌，到了荒涼的莫高窟，他奇跡般地在這里扎下根來，并真的遇著了奇跡，他在敦煌的漫長歲月，吃過多少苦沒人理念，受過多少罪無人過問，也從未有任何官方或民間的人稱他什么“敦煌的兒子”或“莫高窟的守護神”，他只是一個找口飯吃的中國平民，從未指望任何人給他封官許愿，從他來到莫高窟一直到終老于斯，他都是一個沒有任何名份的人，他用心里那點宗教熱情支撐著全部的勞作，他沒有痛楚嗎？我信他有，一個平民的痛楚的深度并不是達官貴人們所能想象到的。

　　三

　　幾年前，我隨甘肅的一個代表團到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參觀考察，我們每人都帶了不少介紹和宣傳甘肅的資料圖片，其中就有世人皆知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的標志性建筑就是依山勢起造的九重樓，最初督建九重樓的人不是別人，正是王道士，可惜好多人并不知道，單就這個絕妙的走壁飛檐的建筑而言，王道士決不愚蠢。王道士臨終之時九重樓尚未完工，但已初具規(guī)模，令人贊嘆不已，一個小小的道士竟有如此眼界，也不枉為“敦煌人”！

　　認定王道士愚蠢的人，多半是因為下列原因：其一，賤賣了藏經(jīng)洞的經(jīng)卷；其二，從不把文物當文物，處理很不妥當；其三，迷戀唐僧，以拙劣的創(chuàng)意雇人彩繪“西天取經(jīng)”，雕塑作品是低級；其四，觀其一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沒有管護好莫高窟。還有等等說得明說不明的原因。有沒有道理呢？我想，給王道士做這樣的“個人鑒定”也未嘗不可。但若是就此落下“愚蠢”的評語，就蠻不公平。要說愚蠢，清王朝愚不愚蠢？放著個讓世界震驚的寶藏而無動于衷的恰恰是自大自卑的搖搖欲墜的清廷！那些個摟著細腰品著茗點著煙膏的大官小吏愚不愚蠢？當王道士恭敬地遞上藏經(jīng)洞里發(fā)現(xiàn)的文物時，他們伸著懶腰像看著一個叫花子一樣打量著矮小單薄的王道士擺擺手讓他退了！那些老眼昏花的國學(xué)大師訓(xùn)詁考據(jù)的夫子們愚不愚蠢？他們哪里有斯坦因、伯希和歷險精神和治學(xué)勇氣？他們哪里有王道士深居大漠的一片赤忱，他們只不過是捧著一抱古書死啃一氣的呆瓜罷了！這一點，也正是我和余秋雨先生共識多多的地方：我們總不能單憑一腔高漲的義憤把斯坦因、伯希和這樣的偉大學(xué)者痛罵為“強盜”來解恨！遙想百年前，當藏經(jīng)洞暴露在世人面前時，整個中國似乎只有屬于準文盲的王道士在為之奔波，而其他人都端坐在稠得化不開的沉默里，但，余秋雨先生看得很清楚：“就在這時，歐美的學(xué)者、漢學(xué)家、考古家、冒險家，卻不遠萬里，風餐露宿，朝敦煌趕來。他們愿意變賣掉自己的全部家產(chǎn)，充作偷運一兩件文物回去的路費。他們愿意吃苦，愿意冒著葬身沙漠的危險，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殺的準備，朝著這個剛剛打開的洞窟趕來。他們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煙，而中國官員的客廳里，也正茶香縷縷”�？窗。�中國官員哪里會想到沙漠深處的平民王道士，在外國強人蜂擁而至的時候，誰人有資格再毫不慚愧的指著王道士說：“你應(yīng)該成為王斗士”！不管別人怎么說，我都要對王道士恭恭敬敬客客氣氣地道一聲：“你忒不容易了”。

　　四

　　我的《百年敦煌》被某些人和某些媒體視為王道士及斯坦因、伯希和“翻案”的書，果真如此嗎？在國外、北京，在上海、在深圳、在蘭州，乃至在敦煌，凡是能以學(xué)術(shù)的平常心與我交流，不以權(quán)勢和權(quán)威壓人的人，其實都和我的看法趨于一致：王道士挨那么多的罵真冤，而斯坦因和伯希和都是敦煌學(xué)的鼻祖，否定他們，敦煌學(xué)的日子沒法過。我在國內(nèi)認識的一些年輕有為的敦煌學(xué)后起之秀，如今移師到美國的大學(xué)和研究機構(gòu)擔當起敦煌學(xué)研究和傳播的.重任，這次在美國又見到他們，他們說只有在國外才真正體驗到“敦煌學(xué)在世界”的沉甸甸內(nèi)涵。

　　作為一個以敦煌為母題進行研究和寫作的作家，我由衷地感謝余秋雨先生對敦煌的文化思考，這種思考經(jīng)過他寬闊的散文語言的洗滌和沉淀，使世人更多地將眼光追逐著敦煌的內(nèi)在氣息，他的《道士塔》和《莫高窟》二篇散文也許不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但卻是較早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尤其是《道士塔》，我在《百年敦煌》中還有過引用。也許余秋雨先生激情冷卻下來之后，也會重新審視王道士的。我甚至大膽想象他絕不會再將王道士當作清王朝的替罪羊，也絕不會僅僅把“寧肯存放在大英博物館里！”當作一時發(fā)狠的氣話。我如果借用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四個字來評說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事業(yè)，不會有太多的異議，但如果以此稱道王道士呢？肯定會招來怒氣沖沖的各種斥責：“什么什么？王道士也算‘文化苦旅’，你太瞧得起他了”吧？且聽我說，第一，王道士雖沒什么文化，但從事的千真萬確是文化事業(yè)；第二，王道士的生活景況以過去和今天的標準來看都堪稱苦甲天下，誰若以為他在莫高窟的主持生涯是什么“甜密的事業(yè)”，就把誰扔到荒漠中試試；第三，王道士雖沒有什么彪炳千秋的建樹，但作為藏經(jīng)洞的現(xiàn)者，他絕對有功；第四，王道士是個不貪之人，他從未把莫高窟里的任何東西據(jù)為已有，他將各種方法得來的銀子全都用在他為之傾心傾力的“文化建設(shè)”上；第五，以王道士的眼光，他是不會為青史留名而大肆“作秀”的，他是一個真實而誠實的人，看看他老實巴腳的談判技術(shù)就知道他不是有些人說的“文化奸細”。

　　道士塔上的墓志銘依然清晰可見，我不知道為什么很多學(xué)者對它視而不見。難道僅僅因為它是歌功頌德的嗎？以我之見，我們的學(xué)術(shù)界并沒有把王道士當作一個“人物”去研究，而僅僅把他視為“小丑”，而“小丑”又有什么樹碑立傳的資格呢？寫到這里，我又翻出王道士的照片看個仔細，照片上的他雖然不像墓志銘上說的那樣“風骨飄然，嘗有出世之想”，但也絕非榆木疙瘩。你看他笑得多么坦然舒心，一幅“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的模樣，寬大得絲毫不合身的大布袍把他包裹得像個頑童，他看上去精神狀態(tài)很好，身體也算結(jié)實，尤其腰桿挺直，不像那種躬腰駝背的病秧子，他能夠在吃住條件極差的情況下獲得高壽，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才去世，也令人稱奇，用現(xiàn)代人的話講，叫做“活得順暢”。作為莫高窟歷史上最有名的中國人，王道士死而無憾。無論我們今天的人們對他是罵是恨，他都不會聽見，他在照片凝固下來的稱得上有點燦爛、有點慈祥的笑顏仿佛在說：“記住我，或者，忘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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