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著書立說

　　目從平定三藩之亂以后，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穩定下來了。但是，還有一點叫康熙帝不大放心，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來的文人心里不服。于是，他采用一個辦法開“博學鴻詞科”，命令各地官員和朝廷大臣，把有學問的文人推薦給朝廷，馬上封他做官。這一招果然很靈，不少全國著名的學者、文人應召到京城，做起官來了。

　　但是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他們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喪失氣節的事。他們寧愿冒殺頭的危險，也不肯應召。其中有一個是著名的思想家顧炎武，有人想推薦他應博學鴻詞科，他寫信回答說：“我這個七十歲的老翁還巴望個什么?欠缺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應召，我只能一死了事。”

　　顧炎武是江蘇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個很有見識的人，認為讀書一定要研究實際。顧炎武受祖父影響，從小喜歡讀《資治通鑒》、《史記》和孫吳兵法等書，十分關心時事。后來參加科舉，沒有考中，就干脆下決心放棄科舉，通讀歷代歷史典籍，研究全國各地的地方志和歷代名人奏章，開始編寫一本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

　　正當他用心治學的時候，明朝滅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都組織抗清斗爭，顧炎武和他的兩位好友也參加了保衛昆山的戰斗。昆山軍民跟清軍激戰二十一天后，因為兵力懸殊，終于失敗。昆山城陷落的時候，顧炎武的生母被清兵斫斷了右臂：撫養他成長的嬸母(也是他的繼母)，聽到清兵攻破常熟，就絕食自殺，臨死時囑咐顧炎武說：“我雖然是個女子，以身殉國也是理所應當的。希望你不要做清朝的臣子，我死后也可以團上眼睛了。”

　　顧炎武痛哭一場，葬了他的繼母，離開了他的家鄉。他想渡海去投奔魯王，還沒有去成，魯王政權已經覆滅了。顧炎武隱姓改名，在長江南北一帶奔走，想組織一支抗清義軍，但畢竟勢孤力單，沒能成功。

　　當時，沿海和太湖一帶還有零星的抗清活動，清朝官府防備很嚴，發現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進監獄。昆山有個官僚地主葉方恒，想吞沒顧炎武家的田地，買通顧家的仆人，誣告顧炎武通海。葉方恒還把顧炎武抓起來，私設公堂，逼他自殺。

　　顧炎武一些朋友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錢謙益幫忙。錢謙益本來是南明弘光政權的禮部尚書，又是個出名的文學家，清兵下江南的時候，他投降了清朝，名聲不好。錢謙益表示，只要顧炎武承認是他的學生，他愿意保顧炎武出獄。那位朋友知道顧炎武不肯那樣做，就自作主張，假造了一張顧炎武的名帖，送給錢謙益求助。

　　這件事讓顧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討還不可。朋友不肯討還，他索性在大街上貼告白，聲明那張名帖是假的，弄得錢謙益十分尷尬。

　　經過朋友們的奔走，顧炎武才被釋放出來。葉方恒還不肯罷休，派人追蹤他。有一天，顧炎武在南京太平門外經過，遭到暴徒襲擊，頭部受了重傷，幸虧有好心人救護，才脫離危險。顧炎武知道，在江南他是呆不下去了，決心到北方去游歷。

　　顧炎武到北方去，一來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勢，風俗民情;二來也想找機會結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進行抗清活動。他在那長途跋涉的艱苦環境里，并沒有放棄學術研究。一路上，他用兩匹馬、四匹騾子，馱著他的書箱。遇到關塞險要的地方，他就訪問當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風土人情，如果跟他在書本上讀到的不一樣，就拿出書本核對，這樣他的知識就更豐富了。

　　顧炎武從四十五歲起，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在山東、山西、河北、江南來回奔走，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時間住在旅店里。他還曾經和朋友一起，在雁北開墾荒地。到了晚年，才在陜西華陰定居下來。

　　顧炎武從小讀書有個習慣，有一點心得就記下來，后來如果發現錯誤，又隨時修改;發現跟古人議論重復的，就刪掉。這樣日積月累，再加上他從調查訪問得到的材料，編成一本涉及政治、經濟、史地、文藝等內容極其廣泛的書，叫做《日知錄》。這書被公認為極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在《日知錄》里，他寫了一段精辟的話，他認為社會的道德風氣敗壞，就是亡天下，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個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應負起責任(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就是這樣來的)。

　　跟顧炎武同時代的思想家，還有王夫之、黃宗羲，都是參加過抗清斗爭，始終不愿應召到清朝做官的。他們在學術上都有很大成就，歷史上把他們合稱為清初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