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人類中心論的整體主義誤區論文
簡述人類中心論的整體主義誤區論文
關鍵詞：人類中心論人類中心主義人類整體主義
摘要：
人類中心論脫離二元論模式來把握人類中心主義的特定內涵，將其曲解為“人類整體主義”。“人類整體主義”是一種極具欺騙性的觀念，從國際環境正義的角度看，對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極其不利。我們應透過西方生態倫理學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抽象論述，透視西方學術話語幕后深藏著的生態帝國主義和生態殖民主義玄機。
生態倫理學領域的兩大對立思潮都未能準確把握人類中心主義的實質。非人類中心論把人類中心主義誤讀為“物種利己主義”，而人類中心論則把人類中心主義衄解為“人類整體主義”。相對于“物種利己主義”來說，“人類整體主義”具有更大的欺騙性。
一、人類中心論宣揚抽象的“人類整體主義”。
人類中心論是贊成、擁護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將人類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論二者簡單混同的傳統做法，無助于準確把握人類中心主義的本質，筆者主張將二者區別開來。與非人類中心論激烈抨擊人類中心主義，把人類中心主義視為環境問題的罪魁禍首不同，人類中心論堅決捍衛人類中心主義，主張環境問題不僅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過錯，相反解決環境問題必須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環境問題的解決，生態危機的克服必須依靠人類中心主義的支持，人類中心主義是走出生態危機的唯一有效途徑。
與非人類中心論相比，人類中心論的可貴之處在于其看到了環境問題產生的現實根源，即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在自然領域的反映。當然，其合理性也僅此而已，并未再有更大的突破。按照人類中心論的理解，當代全球性生態危機所反映出來的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是歷史上各種不同的利益主體拼命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眼前利益，拼命爭奪有限的自然資源和生存空間，只從經濟效益考慮而不顧及生態效益、人類整體利益所造成的惡果。環境問題源于根深蒂固的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生態危機是由于個人主義、群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泛濫，背離人類中心主義基本準則造就的惡果。
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泛濫的原因，人類中心論認為，是由于人們普遍缺乏“類意識”，沒有把人當成一個“類”、一個“類整體”來看待。要克服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就須注重“類整體”、“類主體”、“類本位”，大力倡導“人類整體主義”。人類中心論認為人類整體利益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離開人類整體利益，人類保護生態環境以及生態倫理學的踐行，就會失去其內在動力。按照人類中心論的理解，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不論人類中心主義還是自然中心主義，它們終究都要落實在人類社會持續發展這一最高利益的基點上，“所謂的生態中心主義實際上并沒有離開人類這個中心”。“人類自身的整體利益是人類實踐選擇的唯一的和終極的價值尺度，這一點不可能超越也不應當超越。”人類中心論要把人類整體利益作為生態倫理學的理論基礎，認為惟其如此才能使生態倫理學的研究成為可能。否則生態倫理學既無從產生，也無從存在，更不可能發展。
國內人類中心論的典型代表和較早倡導者是所謂“走入派”，他們把人類中心主義界定為兼顧當代和后代的“類主體”的以人類為中心的理論或觀念，主張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是為了人類的整體利益，人類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是衡量的根本尺度。既然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導致了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出現，故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不同利益主體就應自覺超越自身特殊利益，以人類共同利益為根本價值尺度。
人類中心論強調，在個人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仍時時刻刻都在起作用，各種不同利益主體僅僅在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情況下，連確認和關心人類同類中其他利益主體的價值和利益都尚且做不到，非人類中心論空談確認自然事物的內在價值、關心非人事物的利益是沒有益處的[3]。基于這一認識，人類中心論把“人類整體主義”當成了克服生態危機、解決環境問題的靈丹妙藥。
在西方生態倫理學領域，人類中心論正是由于撿到了“人類整體主義”這根救命稻草，才得以在與非人類中心論的論戰中逐步擺脫困境，扭轉頹勢，東山再起。與之類似，國內倫理學界也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此消彼長的歷程．在非人類中心論的短暫喧囂之后，人類中心論逐漸演變成學界“正統”。應該承認，與非人類中心論一味盲目地歸罪于“人類”相比，這一認識可接受性更強。但由此走上簡單訴諸“全人類”、訴諸抽象“人類整體主義”來解決問題的思路，儼然只要以人類整體利益為中心，一切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生態倫理學所遇到的理論難題即可迎刃而解。環保運動就能迅速取得成效，恐怕還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其合理性也是值得懷疑的。
二、“人類整體主義”的概念解析。
人類中心論把人類中心主義理解成“人類整體主義”，其實是誤讀。解讀人類中心主義范疇，有兩個關鍵詞素：“人類”和“中心”。而人類中心論解讀人類中心主義卻只見“人類”，而忘記了“中心”。所謂“中心”，指的是“中心論”思維模式。從思維方法上看．“中心論”是二元實體思維范式，是典型的二元邏輯框架，或叫二元等級結構。“中心論”以二元關系中的某一方為絕對中心，以另一方為從屬和邊緣。如“地心說”就以地球為中心，以太陽、月亮等天體為從屬。而人類中心主義從概念原型來說，就是以“地心說”作為其假設基礎的。
按二元思維模式的“中心論”邏輯來解，“人類”與“自然（環境）”割裂。二分為對立兩極：以“人類”為中心，“自然”從屬于“人類”，“人類”支配“自然”，叫人類中心主義；以“自然”為中心，“人類”從屬于“自然”，“自然”支配“人類”，叫自然中心主義。可見，人類中心主義指的是“以人類為中心”或“以人為中心”，基本含義是“人類”至上，以“自然”為從屬，“人類”支配“自然”。換言之，就是“人類”征服、駕馭、統治和奴役“自然”。
毫無疑問，這種二元思維模式是不正確的，不僅將關系雙方的密切聯系人為割裂，也將雙方的互動作用人為簡化了。從歷史上看，在近代以前并未產生與人截然分開的所謂“自然（環境）”觀念，“自然（環境）”與“人類”的分離完全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產物，甚至有人認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可以說整個西方文化傳統的核心就是人類中心主義”。近代西方文化割裂了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天然聯系，使人和社會成為“外在”于“自然”的理性存在。
這種僵化的思維模式成為西方近代以來的思維傳統。自然科學的發展表明，“地心說”是蒙昧的產物，“日心說”雖起過啟蒙的作用，但相較于茫茫無際的天體世界“無中心說”，仍然是有局限的。隨著人們理論視野的拓展和認識的進步，人們終將確證：“人類”不是中心，“自然”也不是中心。站在人與自然相互動而走向和諧的角度看，不管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自然中心主義，其實都是很片面的。
基于人與自然二分的“中心論”思維，明顯可以看出人類中心論維護的所謂“人類中心主義”，含義已被悄悄轉換為“人類整體主義”。這個轉化雖然看似有些道理，但卻是在玩偷換概念的把戲，是對人類中心主義概念的曲解、別解。這種解讀表明，人類中心論對構成“中心論”的二元實體做了調整，本來人類中心主義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是“人類”與“自然”對立，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相對立。但經過人類中心論的新解，卻變成了作為整體的“人類”與作為部分的“集團”和“個人”相對立，變成了“人類整體主義”與集團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相對立。這個曲解和轉換是實質性的，經過這個轉化以后，人類中心主義就已經被解讀成了“人類整體主義”，而不再是原來的在人與自然二分層面上的人類中心主義了。既然人類中心論語境的人類中心主義已經轉換了命題的特定內涵，因而我們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解讀，就不能再順著這個思路走下去，而應自覺避開這個陷阱。
三、“人類整體主義”的幕后玄機。
人類中心論無條件地把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作為生態倫理學的價值基礎，宣揚超出具體利益的所謂“類主體”利益。較之非人類中心論來說，更具迷惑性和欺騙性。這種所謂的“普世倫理”看似有理，實則不然。倘為西方學者的動人言辭所惑，看不到其暗藏的玄機，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問題上終將受制于人。 應該認識到，宣揚抽象的人類觀念藍無助于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人類整體主義”的虛幻性在于，真實的利益都是具體的，目前尚“不存在脫離局部利益、超越于局部利益之上、抽象的人類整體利益”。“要實現人的活動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消滅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對立，只有消滅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私有制，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這在今天是不現實的。”E53既如此，又何必整天喋喋不休地奢談什么“人類整體主義”呢？
更重要的和實質性的問題是：在現實條件下，宣揚抽象的“人類整體主義”，最符合誰的利益？只要對國際環境正義問題略加考察，就不難發現更符合發達國家的利益。在全球生態問題上，發達國家常常以“人類代言人”自居，指責發展中國家這樣那樣的環境問題，要求發展中國家采取有力的環保措施，以維護全球的生態平衡和保護生物多樣性。但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眾多、經濟落后，為發展經濟難免會以環境為代價。當然這個代價是人們不愿意看到的，也應該是盡可能越少越好，但從實際的歷史進程來說，以環境為代價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除非干脆放棄工業化。如果要他們為人類共同利益做出犧牲，那么就會因經濟發展遲緩而使其民族利益受到損害。問題的關鍵在于，現有的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是發達國家數百年來持續破壞環境的累積效應。發展中國家對生態的影響尚不足以大到產生全球性環境問題的程度，故而將責任歸罪于發展中國家是極不合理的。
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西方工業國家之所以發達，是以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和犧牲第三世界國家的生態環境為基礎和代價的。他們一方面對自己造成和導致環境問題的歷史責任不愿承認，對自己以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12I卻消耗世界五分之四的資源、商品和服務沒有絲毫的反省，對自己繼續惡化全球生態環境質量的行為沒有有效制約和收斂，卻總是試圖推諉或逃避治理全球性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甚至繼續隱蔽地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卻又對發展中國家橫加責難，甚至要求發展中國家減慢甚至停止經濟發展。
發達國家已經走過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他們已進入了知識經濟社會、信息社會、后工業社會，經濟狀況和物質生活都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狀態。故而為了保證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比較關注環境和生態問題了。但如此一來，無疑對落后國家發展經濟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設置了更多的障礙。而這是極不公正的，因為這樣發達國家長期污染破壞環境的責任就被一筆勾銷，卻將矛頭對準了剛剛走上工業化的國家。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宣揚抽象的“人類整體主義”，極易于為發達國家干預甚至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口實。國際上生態領域斗爭的歷史和現實，早已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本性和文化本性決定了，他們寧愿通過想方設法遏制落后民族發展的手段，也不愿意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發達國家雖然對發展中國家以生態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指指點點、說三道四，看似極為關切，裝出一副為人類前途憂心忡忡的樣子，但到了實際問題如在高科技環保技術的轉讓問題上，卻絲毫不愿做出必要的犧牲。他們奉行高科技封鎖政策，要發展中國家高價購買其科技成果。如果發展中國家買不起，他們寧可讓技術成果閑置，也不愿與發展中國家共享。由此可見，其保護環境動機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
其實，西方國家及其學術喉舌不愿輕易放棄的所謂“全球性責任”，就是努力通過帶有欺騙性的文化宣傳（如鼓吹經濟“零增長”，企圖保持、凝固世界現有的貧富格局）來達到愚弄落后國家和人民的目的，希望落后民族放棄工業化，為了保護環境而做出犧牲。人類中心論宣揚抽象的“人類整體主義”，打著“拯救人類”的旗號，就是他們的陰謀伎倆之一。實質上，西方生態倫理學者想要實現的目標是：為了保證發達民族的生活質量不至于下降，落后民族就應該停留在現有的水平上。因為惟有落后民族不走工業化道路，才能確保尚未遭受工業破壞和污染的“荒野”真正保存下來。
某些西方人類中心論者就赤裸裸地站在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立場上，鼓吹為了維護富國的生活方式，不惜犧牲窮國的基本權利。G·哈丁的“救生艇倫理（1ifeboatethics）”就是一個典型，這“在發達國家中有一種心照不宣的代表性和影響”。在哈丁看來，人類是在大海上掙扎的落難者，而救生工具就是少數幾艘救生艇（少數發達國家），而救生艇周圍則圍著許多在水中掙扎的人（發展中國家），他們都想爬上救生艇。但由于救生艇承載力有限，把更多的人拉上救生艇則會威脅救生艇的安全，因而救生艇上的人不應該設法拯救那些在水中掙扎的人。哈丁宣稱：“我們如何能夠幫助他國避免人口劇增的命運呢？很明顯，我們最不該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糧食，提供原子彈可能會更仁慈一點。”
可見，所謂的“人類整體主義”普世價值其實就是變相的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霸權主義。應該認識到，西方生態倫理學是西方學者應對環境問題的思考，從屬于西方文化，從屬于西方民族的意識形態，其思想體系的后面隱含著西方民族的利益和價值觀。西方的非人類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歸根結底都是服務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運動的，在其冠冕堂皇的口號下隱藏著狹隘的民族自私。
國際范圍內生態領域的斗爭，是國際上反對后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一部分，是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的一個方面。在這個事關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宣揚抽象的“人類整體主義”普世價值是有害的，對于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來說，也是沒有什么實質性幫助的。環境問題的根源是人的生產方式的問題，生態危機的本質是人類社會的深層文化危機，故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人與自然的和諧，在于文化的創新和文明的轉型，在于社會主義的嶄新制度和共產主義的美好前途。唯有超越資本主義，超越西方工業文明，而不是停留在現有的制度模式下和文明框架內，唯有創造新文化、新文明，生態環境問題才能得到真正徹底的解決，人類社會才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否則，在資本主義制度模式下，在西方工業文明框架內，即便人人變成環保主義者，天天高喊“人類整體主義”口號，環境問題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徹底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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