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沒了文學嚴歌苓的演講稿
如果生活沒了文學嚴歌苓的演講稿
想到一個在美國的一個朋友的兒子學中文，說“陸陸續續”是什么意思，“陸陸續續”意思是“慢慢的，慢慢的”。后來那孩子就造一個句子，“天快黑了，爸爸陸陸續續地回來了”。
我總說，中國在二十多年前，是非常貧窮的，是世界上有名的貧窮的國家，但這么貧窮的生活，給了我們這代人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富有的故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座故事的富礦，能夠開采出很多故事來。我覺得出生在我這樣一個家庭里，我的父親是一個作家，我的爺爺曾經是個作家，所以如果不做作家，倒是也奇怪了。我的父親跟我說，你是為文學生的。人家問他，你這輩子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他就回答了一句，“我的一生最好的作品是我女兒”。他就是《鐵梨花》的原作者，他叫肖馬，后來他說“我最近改名字了，改成肖也是”，人家說“你為什么改成肖也是呢”，他說，人家介紹我都說了，“這是嚴歌苓，這是肖馬先生，也是作家”，他說“我就是肖也是”。就是這么個老爺子，特別好玩。他去年去世了，所以我今天的講話，也是為了紀念他。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我爸爸是拉小提琴拉得挺好的，然后畫畫，畫油畫也畫得很好，他的寫作也寫得很好，所以他是非常多才多藝的。每次從外面回來到家里，第一個曲子就是……就是這么一個夢幻曲，所以我爸爸這一輩子就是活在夢幻曲當中的這么一個人。我爸爸的圖書室呢，全世界的經典都有。我爸爸對我態度就是你愛看什么看什么，那我媽媽就說，你要看看女兒在干些什么，整天都在看些什么東西，亂七八糟的。我爸爸就說，孩子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最愛看的是《唐璜》、《戰爭與和平》，當然《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小說我只看和平不看戰爭，就是看他們談戀愛的這些地方。《唐璜》是非常好看，又有歷險，又有愛情。后來我就跟小朋友們講故事的時候，我連沒看的地方，我都把它都給加上了，讓那故事連起來，所以那時候我最開始創作的最初期。我媽媽是個話劇演員，我就記得小時候，她就給我背莎士比亞，羅密歐，羅密歐，什么什么的，哄我睡覺的時候。實際上他們沒有打算讓我做作家，或者干嘛的。
小的時候大家都說，你的條件很好，你可以去唱歌，你可以去跳舞，我就一直以為是一個應該在舞臺上過完一生的人。后來發現跳舞也不行，唱歌也不靈，突然有一天就發現我可以寫作，就是在中越自衛反擊戰的時候。那個時候我不到二十歲吧。然后我就說我要到前線去，當然那時候女兵不能到前線，那你就到前線的包扎所吧。然后我就去了以后，看了一千多個傷兵，一天晚上抬下來，所以這種時候對我催化的那種成熟一下子就發生了。戰爭勝利了以后，我就覺得跳舞這種東西已經不足以表達我自己，我一定要用其他的方式來表達，那么什么樣的方式呢？那就是寫作。當時這種特派記者到前線去，要寫一些小報道，因為當時沒有那么多記者，就那么一個突然的轉折，使我成了一個部隊的創作員。
后來我到了1989年的時候，我就覺得應該有另外一個地平線，來開始作為作家的新的一個起跑點。當時我要考托福，要知道當時我的英文只會abc，根本就不能夠達到要求，出國就是不可能的事。那我怎么辦呢，我就拿了三本《新概念英語》，我每一本都背下來了，然后胳膊上都寫滿了單詞，然后整天就在餐館里打工的時候看一眼，看一眼這，看一眼那，然后就把單詞也這么背下來。到了美國我第一次考試，我就記得，人家說你能考過500分就不錯了，就你這樣學英文。后來，我第一次考了540分，當時的研究生要550分最底線。后來我就上了個強化班，看看能不能弄到600分，因為如果我今年考不上獎學金，那就意味著這一年我還得學英文。托福在同一個時期，每個城市都有考場，我在Buffalo考完一場以后，我又飛到紐約考一場，然后再飛到芝加哥考一場，這樣的話，我可以拿到一個最高的，這三個考場里，拿到一個最高的分數。這樣的話，我就考了一個577分，我就拿到了全獎學金，真是沒白吃苦。
那個時候，我特別逗的是我要給人家當傭人，就因為學校的這個獎學金只包括學校的用費，學費什么的。我沒有錢生活，要吃要住，我就給人家當保姆。記得是臺灣一個挺有錢的人家，他們家有個小男孩才2歲，那小孩很皮。我第一天去就給他拖地板，一拖，那小男孩把剛給他換的白襪子，“砰”就跳上來了，然后一看那白襪子全是水，然后再給他換下來，然后又給他拖地板，一動他就跳，然后那襪子又濕了。有一次他一跳，我趕快一抽，就聽見“砰”的一聲，一看壞了，整個天花板裂了。我一想，完了，我說我這掙一個月的錢，肯定不夠賠天花板的，對吧。怎么辦呢，等女主人、男主人從外面回來，我想說天花板被我弄碎了，對不起，但每天都是不敢說。但是發現，他們為什么也不找我說這事。我就一天天開始想往下混，有一天他說我們家要來客人了，你要給我們做一條松鼠桂魚。我說好吧，我湊合看看怎么做的。那魚一放進去就沾底了，怎么辦，我“嘩嘩”一晃那個鍋，“嘩”那油就全濺起來。我滿臉都是油，就全部燙傷了。然后那女主人就趕快拿出冰，就放在我的臉上、脖子。臉上都燙了很多，燙傷。后來我心想，我說我可以走了。但是我告訴你，你也別給我錢了，我說這個天花板被我弄壞了。后來那個女主人說，我們剛搬進來，天花板就破了，我們就一直想修，但一直沒修。哎喲，我才知道，這天花板不是我弄破的，人家搬進來就是一個破的。后來我想，我辛辛苦苦，天天給你們做啊，做啊，然后就是希望到我走的時候，你們不要跟我說這天花板，別罵我就行了。所以那個時候我從一個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和兩本小說都得了獎的一個年輕女作家到國外，就能夠有這么大的落差，就是為了一個掙錢，能夠養活自己，做一個獨立的學生，然后把功課學好。就那個階段在美國，我覺得每天就像竹子一樣，拔節，很快！等我拿到了MFA的時候，我就覺得最痛苦的，最最難熬的日子結束了。
還忘了告訴你們一件事，我一個幼兒園的好朋友，介紹了我一位男朋友，他是美國的一個外交官。到了年底，這個美國外交官要匯報他結交的人，然后他就寫到，填了一個“認識一個中國女孩”，這個性質是什么，也有個abc的選擇，然后就勾了一個“結婚對象”，要跟我結婚的。填了這個表一遞上去，好了，美國的FBI，我功課那么忙，每個星期都要跟他們談話。你小時候干嘛的，你爸媽干嘛的，誰給你介紹這個人的……然后這個都弄完了，可是他們還是對我耿耿于懷，不知道為什么。最后就跟我說，我們決定要對你進行一個測謊試驗，我老公一聽就炸了，他說這絕對是一個侮辱，他就不做了。把這個外交官的牌子，進國務院大門的那個，剪成四半，放在一個信封里，放桌子上走了。我說，哎喲，你怎么讓我失去一個這么好的體驗機會，我特想知道他到底測不測出來謊啊，我說這是一個多么有意思的經驗。我老公說，你的生活還不夠有意思的？這就是我在美國的第二個特別有趣的階段。
1992年忽然接到一個電話，他說我是導演《喜宴》的李安，他說我想跟你買一部小說的版權，《少女小漁》。當時我就，當時那一筆錢，我覺得好大的數目，可以讓我挺無聊的寫好長時間的小說，是吧。同一年就有三個人來買我的版權，一個叫李翰祥，香港的。然后接下來就是朱延平，是一個臺灣導演。所以在同一年，我有三個劇本版權賣出去了。這樣子的話，我在海外就變成了一個應該講就是專業的作家吧。
而每到一個地方，每一種文化，每一種語言，使你不斷地來感受中國語言，就覺得這個華語，確實是人類最美麗的一種語言。所有語言都是聽的，只有華語是圖像的，它從最開始的象形發展出來，所以我們的語言是看的，所有這個我覺得非常了不起。我們學校教俄國文學經典的一個俄國老師說，世界上有三本小說一定要讀，當中第一本他提到就是《紅樓夢》，第二本就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然后第三本就是雨果的《悲慘世界》。可是我就覺得，看完了《紅樓夢》的翻譯以后，我就覺得那人家怎么能夠把曹雪芹的那種禪機，他那種禪意，再加上他吃喝玩樂的描述，中國文學里的思想，怎么能夠去讓西方人來欣賞，我就覺得這真實太難了。
我自己用英文寫小說，也把自己的小說翻譯成英文，在翻譯過程中，它必定要失去那么多，所以我就覺得，我還有余生，可以希望能夠做一個哪怕是一個獨木橋，在這兩種文化之間，能夠起那么一點點作用。當然我知道真的是太難了，中國語言確實是太棒了！因為我覺得我的生命就需要一種濃烈度，只有寫作能夠給我，就是你不求后果，你不求一種利益，不會使你煩惱，所以寫作是給你這樣一個世界。你可以讓你的人物來宣泄的，其實你最秘密的情感。當然最最根本的一點是，我想把中文寫成一個，就是能夠通過我的手來創造，很有嚴歌苓風格的中文。
今天要講的還很多，但是時間有限制，今天我的演講就到這，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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