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師的教學反思
青年教師的教學反思
仿魯迅先生《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是“莫急于提倡、莫極力主張”之意。
去年，一位朋友，參加教育部語文骨干教師培訓班，其間，來我家做客，聊起語文教育，說他們當地教委官員，讓他回去后，給全縣青年語文教師做個報告。我問講什么題目，他說，就講青年語文教師的“個性”。我沉思半天，建議還是不講此題，若講，當慎重些為好——尤其在大庭廣眾，面對眾多剛剛走上工作崗位沒多久的青年語文老師時。
其一，相對其他學科教學，語文教學更復雜一些，更難把握。正是這種復雜，使得“出落”一個合格的語文教師，比“出落”一個合格的數理化教師更難。大家想想，師范大學相應專業畢業一個大學生，走進中學，成長為一個大體合格的中學數學教師、物理教師、化學教師，快的三年（一輪）就夠了，就成了；而不少青年朋友教了五年語文，還徘徊在語文教學殿堂之外，仍不能“入其道”。何為大體合格？這是個模糊概念，一般來說，就是，上課，學生喜歡，考試，成績不錯，教師能獨當其任，校長因此也喜歡。到底要歷經多長時間，每人具體情況各有不同，領悟能力各有參差，我說不準，也不好說。據我個人觀察，整體來說，修煉成大體合格的語文教師，要比修煉成大體合格的數理化及其他學科的教師，耗費時間長。
據我個人非常不成熟的意見，一個青年教師，尤其剛剛走上中學語文教學工作崗位的大學生，還是先求共性為好，緩提“個性”。青年朋友宜先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多看，多思，多仿。先看看前輩先賢是如何上課的，仔仔細細地琢磨體會他們的教學思想，認認真真琢磨他們上課的一招一式，甚至在自己的課堂上一絲不茍地模仿。待個三年五載，自己對先賢前輩的思想經驗已基本領會，對語文教學已經大體入門，再追求自己的“個性”，為時不晚。
一般來說，“共性”就是多數他人、前人所追求的、所做的，“個性”就是你自身所追求的、所做的。對于一個以“個性”為事業的最終目標的人，在事業的起點上，是求共性，還是求“個性”呢？自不待言。只有建立在對共性了然于胸的基礎上的“個性”，才會根深葉茂，才會煥發盎然生機。
目前語文學界情況是，有青年朋友，受學界浮躁學術氣氛和世間急功近利風氣影響，剛走上語文教學崗位，就把追求教學“個性”當做旗幟，在還沒有基本了然“語文教學自身是什么”“語文教學歷史上曾有過什么”的情況下，就專欲謀新，執意求異，一味獵奇。此勇氣可嘉，此精神可敬，而此做法欠妥。多少帶有一種魯莽，一種虛無。如此追求”個性”，最終結果，可能是，苦心孤詣創新，辛辛苦苦復歸——回到前人原點。舉例說，葉圣陶先生可謂陳矣，他的語文教學理論可謂舊矣，而概覽當今教壇，實事求是說，有多少以“個性”為標榜的探索、經驗、模式，是從整體上沖破了葉先生理念的？是跳出了葉先生掌心的？幾千年的傳統中國語文教學，可謂古矣，可謂老矣，但五四至今百年各種新的、洋的語文教學方法、實驗，百花齊放，有多少不是由于背叛傳統而最終成為曇花、成為前鑒與覆轍的？錢夢龍先生20多年前就風行教壇的上課方式可謂過時矣，今天想來，無非是誘誘逗逗、問問答答，一點不時髦了，（至今我仍記得20多年前讀錢先生上課實錄《愚公移山》時所受的感染）可今天有誰的以”個性”為標榜的上課方式，敢于超越并能夠超越這種誘逗、問答呢？（當然我并非說誘逗、問答的上課方式是錢先生獨創，而是說誘逗、問答在錢先生那里已然爐火純青，已然成了他“導讀”理念的重要部分。）
“個性”當然要講，且要大講，不過是對那些已大體合格的教師、非常優秀的教師而言。
其二，在教育教學中，“個性”是一個第二層次的附屬概念，教育教學的第一層次、核心概念應是“學生所需”。學生所需與教師之“個性”，二者在教學中難免沖突。任何時候，“學生所需”都比教師的“個性”更重要。若教師“個性”凌駕于學生所需之上，沖擊了學生所需，這“個性”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其三，今日倡言“個性”不合時宜。環顧全國，如今教育現狀已然是：教師已經日益“科員（officer）化”，學校已經“工廠化”“軍營化”，教學流程已經全面“操作化”“工業化”甚至“流水線化”。不信，看看教材，已細密得不透水不漏風，已經沒有“個性”的“插足”“立錐”之地，看看“教參”、練習、試卷甚至教案，已經“分工協作”“批量生產”，實現了“社會化大生產”。我對此痛心疾首甚至深惡痛絕，我相信恐怕許多人都跟我一樣。但，我要說，這已然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趨勢，已經是一個不可能阻遏住的“必然過程”。在此種“必然”的教育現狀下，由幾十萬人組成的中國中小學語文教師隊伍，已然變成（蛻變，亦或正常？）一支浩浩蕩蕩、整整齊齊的“科員（officer）隊伍”?與其說他們是知識分子，不如說他們是熟練的操作工人、操作員工（officer）更為恰當。因此，他們崇尚操作、崇尚簡單、崇尚容易、崇尚“拿來就用、用完即棄”的“現成產品”“公共產品”（如現成的大批量的教案、作業、試卷等等），他們不渴望自我創作、不渴望激情，甚至不愿付出感情、愛心。我并無指責、貶斥之意，我只是說，這是一個讓人黯然神傷的現實，卻是一段無可奈何的“必然”歷史！在這種現實狀況下，在這個歷史關口，對這支幾十萬人組成的浩浩蕩蕩的隊伍，講談什么“個性”，確實有點不合時宜、不合“史”宜！
再從管理者角度說。一個已然“工廠化”“軍營化”的學校，其校長，可以容忍一個兩個甚至三個五個有突出“個性”的老師，但是斷然不能容忍十個八個甚至全校整個教師隊伍個個都有自我的“個性”。如果那樣，他統領學校、駕馭教師的難度，將高出何止百倍！盡管，許多校長也倡言“每個教師要有個性”，但你寧愿相信那不過是一種“姿態”！若有老師“不識時務”“不識大體”“不會聽話”，專心一意于自我“個性”，那可真要小心你的生存環境喲！如果有誰仍不認同我的觀點，那么，請你對比一下“今日北大”與“過去北大”吧。在任何時候，大學都比中小學有更大的自由度、寬容度。也就是說，大學比中小學，在任何時候，都更提倡、更容忍有“有個性”的教師。過去北大，像辜鴻銘那樣有個性、特立獨行的教授，濟濟一園！而今日北大，特立獨行的教授，還有幾個？今日北大這樣的高等學校，都不能容忍教師“個性”，你中小學還能怎樣？
“個性”過去曾有，讓人懷想；“個性”未來會有，讓人向往。而“個性”，目下沒有，這是“必然”。
我深感，教師個性，之于教育非常重要，之于語文教學、教師，更其重要。眾兄已論述得非常圓滿。我非故意“反彈琵琶”，而是吐出胸中久郁之“塊壘”。
我想說的，無非是，倡“教師個性”“教育教學個性”，實在需要太多太多的“現實前提”和“歷史前提”！若斷然掐斷這諸多“前提”，籠而統之談什么“個性”，甚至眾口一致喧嘩，那本身就是一種浮泛。掐斷“前提”屬“四舍”，張揚“個性”是“五入”，結果當然是——歷史與時代的“不準確”。如此之言，乞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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